“下次见到犹太人，如果你对他说：‘I live in Shanghai.’（我居住在上海——前提是你真的居住在上海），可能他会对你非常友好。”——结束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参观，邓弟兄半开玩笑地对众人说。
这就是犹太人。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上海成为犹太人在远东的“方舟”，三万名犹太人逃难到上海——虹口区提篮桥，一个在逃离种族大屠杀，一个同样饱受战争蹂躏，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留给参观者的印象。
一群首次进入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基督徒，包括学生、职场人士；一位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志愿者邓弟兄，黑边眼镜，其貌不扬，边走边谈，还没走到犹太难民纪念馆，邓弟兄解释了进入纪念馆的几件注意事项，而这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力，几乎成为我们视听的全部。
在集合之前，我们已经被通知阅读三处经文，申28:25，耶24:9，29:18，了解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旨意与带领。邓弟兄当面又告诉我们，进入难民纪念馆的主体建筑之前——原摩西会堂——三层青砖墙面的小楼房——一定要带鞋套，并称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牧羊时见到上帝，上帝告诉他：脱下你脚上的鞋子，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犹太人进入会堂也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在纪念馆一层的会堂中，导游讲解时提到为何一定要带鞋套，是保护建筑主体之类的另一番讲解。
这并不影响对参访者对在沪犹太人历史的兴趣。会堂二层陈列了收集起来的犹太人生活在上海的一些家具、用品，以及记录上海犹太人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上海犹太人的信息，包括来沪路线、当时的难民故事和奋斗经历，甚至目前的联系方式。早前路透社一篇报道中，以色列驻沪领事顾特曼说明了此数据库的重要性，“它承载着一个使命”，顾特曼进一步解释说，“这是正在逐渐消失的一群人，二战前和二战时曾有数万名犹太人生活在上海，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们分别移居到澳大利亚、以色列和美国等地。”
纪念馆三层的的图片、文字及数据，向人们详细介绍了欧洲犹太人惨遭杀戮的悲痛经历。这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携手举办的展览。除了图片、数据之外，还有纳粹党残害犹太种族时留下的部分罪证物证。
纪念馆另外两个展厅向人们介绍了部分犹太人上海避难时留下的珍贵物件，展示出他们的上海情结。出生证、居住证、结婚证、祈祷经书、煤气灶、老式电话机、老式照相机……历史中在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们曾经使用的物品，陈列在参访者眼前，人们有机会细致了解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
回头看一段历史。1920年代，上海已经很繁华了，当时的上海在行政上还率属于江苏省。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之后，日本、英国等国在黄浦江下游的杨树浦地区陆续开设众多的近代企业，上海也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实际上，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犹太社团就以一种高调且富有的姿态生活在上海，但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二战扩大了上海犹太人的数量。
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大量俄国犹太人沿着中国东北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相衔接的中东铁路（东清铁路）进入中国。满洲里是犹太人沿这条铁路由俄国进入中国的首站。
1920年代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开始鼓吹纳粹主义，并在1933年纳粹党独裁执政。在这场灾难中，大约有2/3德国犹太人被杀害。从当时的纳粹主义开始，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难民。
为何上海成为犹太人在远东地区的“方舟”？据《环球企业家》一篇文章透露，在当时的上海，西方人管理着租界、日本人占领非租界、汪精卫的傀儡政府还没建起。这个有趣的“三不管”现象使得外国人不需要签证就能进入，上海成为为数不多留给犹太难民的目的地。据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介绍，战争期间来沪避难的欧洲犹太人大约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五个国家收留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详细记载着这些历史。这里几乎成为整个上海关于犹太难民历史和实物资料最为齐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