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腓立比书》
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折射着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急速的社会转型摧毁了中国人最基本的安全感，法制的缺位与社会公正的普遍沦丧进一步将中国人推入到一种极不安全的境地。被中国人寄予了归属感的东西（无论是宗族乡土还是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在迅速瓦解，中国人无意识地希望找到一个替代品，并通过这个替代品，重新把自己组织起来，并从中找回最基本的安全感、意义感以及希望。
外来的基督教填补了这个空缺，不过，外来的基督教在中国却遭遇到一种尴尬的处境。基督教试图给中国带来上帝的福音（别有用心的传教意图姑且不论），但中国人需要的却是自己固有却失落了的东西的替代品，于是乎，上帝的福音一旦掉进中国的“胃口”，立即被中国的“胃酸”酸蚀成矿物学上所谓的“假膺体”。也就是说，上帝的福音在中国很快变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而里面装的，却仍然是某种固有的、异质的、与上帝的福音格格不入的东西。
那么，这包裹着基督教外壳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当前中国基督教乡村与城市的教会作较为深入的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乡村，基督信仰不过是以新面貌出现的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民间非主流宗教团体及其“弥勒崇拜”，它无数次地为农民暴动提供着精神资源；在城市，基督教团体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党组织、它在精神的层面为处境不利的城市无产者、职员、手工业者提供着某种心理支持。
用挑剔的眼光指摘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并不足以改变什么，上帝在暗中鉴察一切，在玄妙的人类生存的舞台上，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总会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奇妙的作用。无论教会如何地“属世”，总会有人诚实地对待他们的信仰，并诚实地面对信仰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无可否认，任何一个诚实的基督徒都会意识到基督信仰来到中国这片奇怪的土地上所遭遇到的问题。任何一个真诚的信仰者都会直面并反思这些问题。并且，他们终将发现，直面这些问题，恰恰是走向成熟信仰的一个必要环节。
上述的问题反映在具体的中国基督徒身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三种“常见病”：
一、以真理自居，自说自话
基督信仰的有效性在于它所涉及的问题就是人类所遭遇的深层次问题。所以，任何一个触及到这些深层次问题并具有正常心智的人都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去描述、探讨这些深层次问题。但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的基督徒，他们预先就假定他们已经手握真理而你还在门外。他们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真理，那么，你就只有领受的份儿，没有思考与辩解的份儿。所以，你的任何表达都会被他们打断。你很难在那些关乎人性的深层次问题上和他们展开有效的交流。他们似乎对这些深层次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让你无条件接受他们的那一套格式化的说法。他们根本不关心你想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只顾滔滔不绝地如生产流水线般地把一个观念的“产品”注入你的大脑，并极力地试图把你塑造成这“工业产品”的一部分，并进入他们预设的“流通领域”。他们把这叫做“决志归主”。
当然，那些个表现出强烈的拒斥的态度的人自然会被他们打入“异教徒”“不信者”的另册。但被打入另册的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真诚的接受上帝的福音，但你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愿意进入他们所有意设计的“流通领域”、成为他们“教会机器”的一部分，甚或选择进入他们的“流通领域”而保留一点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就会遭遇到他们那难以掩饰的疑忌。
和他们交谈，就像被关进了一个狭窄的语言的“房间”。你被切断了一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在这“房间”里，某种言说方式变成了如上帝般绝对的不可怀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表示完全赞同但试图换一种说法，都是对他们的“上帝”的公然亵渎而会遭遇反感。他们会有意地去营造一种“叙事”来证明他们的“正确”，而全然不顾及这样的叙事是否虚假和似是而非。比如，他们会说西方很多智慧的科学家、商人政要都信上帝，却全然不顾及那些科学家、商人政要所理解的“上帝”不一定就是一般基督徒说的上帝；他们会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都信基督，他们却绝口不谈太多的自相残杀就曾经无数次发生在同样“信基督”的这些国家之间。他们试图用他们编织的“叙事”来吸引更多人入教，却全然不顾自己其实在作“假见证”，其实已干犯了写在《圣经》中的“十诫”。总之，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用一套狭隘的说法对别人进行洗脑的人，而不像是开放的向人们介绍上帝的福音的人。他们与其说是福音的传播者，不如说是偏执狂、野心家的播种者。
我不能说我遇到的所有基督徒都具有这副德性，但这种类型的基督徒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二、拉帮结伙，图谋属世的好处
按照常理，基督徒以基督为元首、以神国为盼望与归宿。到了太过“实际”的中国人这里，看不见的基督与神国却通常被教会头头及其所建教会给置换了。对中国基督教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你是一个教外人士，你会遇到热心的传教人给你“传福音”，但当他们知道你已经归属于某个与他们不同的教会，他们的态度立即会冷谈很多。这并不奇怪。在他们的态度里隐藏着一个不便说出口的缘由：如果你没有入教，你就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捐钱者或对他们有用的人。但如果你已经是另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对他们的“功德箱”来说，你就没有价值了。当然也会有另一种状况：你虽然在教会生活中“名花有主”，但如果你拥有资源（无论是金钱、美色、还是权势），他们也会积极地游说你加入他们的教会。他们并不忌讳明目张胆地和别的教会争夺资源。
因此上，许多不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张的，甚至常常传出骇人听闻的为争夺信徒而相互谋杀的事件，有的教会因此滑入到邪教的深渊中去了。我发现，倘若你去到一个陌生的教会，那教会的人会非常在乎你是干什么的。换言之，他们在评估你的资源占有量，从而评估你的争取价值。对于一个真正以基督为元首，以天国为归宿的人而言。只有属天的事情是值得挂怀的。他们即使没有任何的教会生活（就如著名的法国基督徒西蒙娜薇依那样），也无害于他们的信仰。一个人对什么东西真的感兴趣，是掩饰不了的。《圣经》上说：“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那些试图用上帝的福音来装点其属世的计虑的人，正如《圣经》所言，“随着情欲撒种，收获的必将是败坏”。
三、极端地无知与反智
西方世界，有着近两千年信仰基督的历史。基督信仰所能遇到的一切问题，他们都遇到过。针对这些问题，产生了相应的神学思想。中国系统接受基督信仰的时间不算太长，对基督信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太多的经历与体验。因此上，西方基督教神学在大多数中国基督徒而言，是难以理解的。然而，随着基督信仰的深入，那些问题是一定也会遇到的，在此基础上，基督教神学才有可能被中国的基督徒们所真正理解。今天中国的基督教界所流行的所谓“神学”，其实更多是一种教会建设层面上的东西，实属基督教神学幼稚的初级阶段。大多基督徒对基督教的历史乃至神学思想史严重缺乏了解。
当然这无可指摘。但问题在于，作为基督徒，更多地了解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乃是一种义务，也是信仰走向成熟的保证。但奇怪的是，在中国基督徒中，对基督教作更多、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是不被提倡甚至是被疑忌的。那些试图更多、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基督教的人则被加上了一个“文化基督徒”的“恶谥”而大加排挤。
在“反智主义”之风大行其道的背后，当然有着某种合理的原因。“反智主义”的流行，其实与中国这片土壤的社会、文化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试想：一个很懂基督教神学的人，必然有着独立的思考能力，对基督信仰的各种可能性有清醒的认识，并懂得辨别在基督信仰的各种可能性中什么东西是相对的、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他将不再依赖属世的权威，他将难以被别人施加精神控制。这样的人如果在教会中多了，那些陶醉于在教会中扮演权威的角色的人，就会感到这对他们的权威将构成可怕的威胁。所以，基督教神学在这些陶醉于在教会中扮演权威角色的人而言，不啻毒药。而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一些基督教家庭教会显然成了少数不得志的心怀野心的人士抓取权力的地方，而许多懦弱的、无知的人们也正需要一个专制的“父亲”来管住他们并从中获得安全感。
土壤决定着生长其上的植物，在一个拥有悠久的封建专制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基督教教会，又怎么容得下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呢？反智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反对学习、了解基督教神学，乃在于为个人权威的绝对化、为新形式的偶像崇拜提供了土壤。
总的来说，基督信仰对中国人而言是新事物。它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为太过属世的中国文化引入了一个明确的超验的维度。由于有了这个超验的维度，我们有了认识自身的“罪”（活性的、不可克服的欠然）的可能性；由于有了这个超验的维度，我们的文化有了自我革新的牵引力。
今天，由于文化的衰落，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滑向拜物教的深渊，肉身与利益正在被绝对化到神的高度，属世的败坏就像病毒一样在神州大地上感染蔓延。人类一切美好的崇高的价值在这里遭到了最无情的践踏。重建精神世界乃是中国人所面临的第一要务。如果，基督信仰不失为一剂提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良药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允许由于我们错误地服药而让我们的病情愈发地严重呢？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原文：野航读圣经：基督徒的三个常见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