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高等研究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主办的“现代化、法治化与宗教发展暨第11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东海大学等大陆、香港、台湾的高等院校，以及美国弗罗里达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等国外大学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现代化、法治化与宗教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年会共分宗教法治研究、人民大学宗教数据、宗教与社会发展、中国宗教市场与生态、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宗教经典解析、中国宗教变革、理论反思10个主题，有30余位专家和学者发表了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方敏发表了题为《宗教的社会学理解》的论文，她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的宗教认识之发展，介绍了西方宗教社会学新范式，认为执政党的宗教认识之发展与西方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实质性观点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或不约而同的趋近，并强调新范式宗教需求的总体稳定性、张力与宗教组织增降间的规律性尚未受到国内学界应有的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唐丽娜基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宗教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的宗教市场状况，她认为宗教信仰的发生是有一定路径可循的，宗教既有普适性的特征（宗教需求、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也有神圣性的特点。宗教的发生离不开它所在的社会，快速的社会转型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中国宗教信仰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发生路径（社会化、文化、传统），并强调研究中国的宗教现象必须立足本国的社会实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宇飞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大陆佛教信仰状况。他认为在佛教信仰内，信众的宗教行为存在着一种多元复合和“皈而不依”的特点。在宗教实践中，信仰的虔诚度深刻地影响着信众的捐献数额，而且虔诚度与收入的影响随着捐献次数的纳入而增强。佛教要想在当代社会获得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就要通过必要的仪式和活动加强信众的宗教认同，提高信众的宗教虔诚度。
台湾东海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赵星光对台湾基督徒的宗教性与生活福祉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发现基督徒的宗教性才是影响生活福祉的重要因素，台湾基督宗教的教派类别认同是不太具有意义的。抱持有比较保守教义与参与教会活动较多的基督徒，感觉生活比较快乐的发现，与西方社会的发现相当一致。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李峰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范本研究新生代对基督教之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后开放性、多元性等社会结构特征在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上也得以体现，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任度较出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的“80前”高。新生代对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低认同使其对基督教持更高的信任度。
宜春学院江西宗教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讲师蔡宇安基于安徽无为县襄安镇的人类学个案研究来分析基督教在当代农村传播的现状与成因。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基督教徒人数之所以骤增是由于宗教信仰被长期禁锢后的反弹现象；农村中信教的人基本上都是遭遇变故、穷困潦倒的老人和妇女。具有如此特征的潜在基督教信仰者在农村数量有限，加之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的农村空心化，使基督教的信众结构无法改变，信众数量很难增长，而信徒的后代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极少使基督教在农村的代际传继出现危机。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韩恒基于功能分析范式，提出了政府治理宗教的一个分析框架：多层次功能替代。他认为一个无神论的、一党执政的、理性的政府，应采取多层次的功能替代策略治理宗教。通过非宗教的方式满足民众需求，进而从功能上替代宗教组织的发展；在“宗教市场”内部，通过传统宗教信仰满足民众需求，进而从功能上替代外来宗教信仰；在某一特定的宗教内部，鼓励合法（登记）宗教组织的发展，进而从功能上替代非法（未登记）宗教组织。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王静，以黑龙江省S市两座佛教寺庙为例，分析探讨了中国宗教市场的竞争与管理。她通过分析二者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竞争共存的博弈关系以及其与当地宗教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探讨了佛教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宗教竞争与宗教管理、“红市”与“灰市”间不同的运作机制，以及其中所牵涉到的信仰认知与行为实践、信仰选择与归属等问题。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高志英从王骥崇拜研究了中缅边境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她认为，将明代平定边乱的王骥加以神化、崇拜，并通过傈僳族与汉族杂糅的传统祭祀仪式不断加以实践，是滇西傈僳族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汉族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基础上共创、共享的一种区域文化，显示出其国家认同、区域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在不断演变的“社会情境”中的相互交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汤夺先，探讨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适应问题。他以合肥市为例，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对流入合肥市的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教适应对其城市适应具有两面性的作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教适应存在一个坚持与变通的过程以及世俗化的趋势。城市居民或汉族流动者的歧视、相关制度的缺失以及流入地与流出地文化差异均影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适应。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马冬梅通过探讨中东、北非（埃及）、法国和中国女性穆斯林服饰现状，浅析了伊斯兰教教法对女性穆斯林服饰的规定及其实际执行情况，并且论述了女性穆斯林服饰的功能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教教法的现实性、预见性和教法的演绎。
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潘明权讲述了古代佛、道教管理体制的研究及其借鉴意义。他指出，古代佛、道教的管理制度主要有寺额制度、僧道籍管理制度、度牒制度、国家规定寺观住持选任制度、寺观经济管理制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在1500年的历史过程中，对僧、道的管理和对大量修建寺庙的控制这两件大事，自始至终都是最受重视，始终没有管好，又始终在管的大事。之所以没有管好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梅花，深入研究了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中存的财务管理方面、行政管理方面、教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国家要健全法律法规，管理者要改变管理理念和态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应以平等为原则、以宽容为前提进行对话，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向平研究了“社团”与“法人”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宗教政策及其管理制度之改革。他认为，唯有做到真正的依法管理，才能切实推进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而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实际上就成为了当代中国宗教政策及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唯有宗教管理方式与宗教信仰的实践方式能够呈现去政治化、以及社会化的管理形式，宗教管理制度的法治化才有可能。因此，他指出讨论中国宗教管理问题，既要梳理政策的意识形态来源，也要理清宗教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既要强调信仰差异不等于政治对立的政策背景，更要主张法治基础上的宗教自由与宗教平等。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效群，比较西方的教会式社团与中国的庙会式社团，总结出两者的共同特征，同时又提出两者最大的不同——内部是否经常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跨血缘的社会组织都是以血缘关系建立的，当代中国其实缺乏建立平等的横向社会组织的经验，并建议我国在进行社会领域建设时要注意组织内部共识与信任的培养与积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魏德东就“斯达克”对宗教市场论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研究探讨。他认为，自2004年以来，宗教学家罗德尼·斯达克及其理论范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出现了一批以宗教市场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且该理论所强调的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会消亡以及宗教与现代化携手并行的论点，深刻地影响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宗教观。
文章摘自《中国宗教学术网》：现代化、法治化与宗教发展暨第11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