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阴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的九九重阳节，本为亲人相聚、登高远望、祭祀祖先的节日。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阳节这一天又融入尊老敬老的意义，于是这一天又被称为“老人节”。

中国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道对中国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不论从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来看，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发现被孝道影响的蛛丝马迹。例如，国人所强调的仁爱之心，就是从“亲亲”，即与至亲相亲，并将之推广至更多亲人，进而又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

此外，国人之强烈的家国观念也与孝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血缘关系仍是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纽带，以至于即使在现代思潮的冲击之下，国人们仍会在春节时千方百计回归家乡与亲人团聚。将家的观念推而广之，即为国之观念，因此当中国人吃惊于苏格兰公投之时，不少英国人则并不太看重国家的分裂，这与双方对国家的不同理解不无关系。

再者，重视孝道也使得中国人对历史情有独钟，因此在过往的几千年中，修史者层出不穷，二十四史使今人仍能看到古人在这块土地上做过的种种事迹，上孝父母、远追先祖的思想源远流长，身为诗人的杜甫也常抒发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

然而，“孝”亦有“道”，国人对“孝道”的认识在给中国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完全以人为中心。例如，强调仁爱之心的同时却忽略了法律的重要，以至于产生许多流弊，例如因私交而破坏公义、偏重私情而徇私舞弊的事情屡禁不止，就与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息息相关。本来“父慈子孝、君义臣忠”的理想非常可贵，但过于强调一面则出现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偏颇要求，以至于酿成诸多悲剧。对“孝道”的偏颇理解甚至将人神话，因此古代的君王皆自称天子，被万姓跪拜；先人则被立碑供奉，甚至像鬼神一样接受后人的祭拜。（这也是国内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邪教的原因之一。）

此外，血缘关系本为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但是也带来许多的负面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是基于血缘，因此门户主义、家族主义、地方主义在国内随处可见，甚至自保门庭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事情也屡屡发生。这种有家中孝道推广到社会中的仁爱之心，在真实实践的过程中，成为狭隘的自私自利思想的温床。即使到了今天，家族企业仍然俯拾皆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而对历史的情有独钟也让国人过于看重古人的经验，继而产生固步自封的坏习惯，“言必称尧舜，行必法先王”的思想虽已不再被提，但保守古人规则而不敢创新的思维方式则流传了下来。因此，今天的国人仍不得不时常拿出古人的“四大发明”来证明我辈的智慧。

究其原因，以人为中心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的文化中，受“敬鬼神而远之”影响，只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甚至无视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后来发展出“鬼神”被某些人利用，挟“鬼神”以令万姓、自称“天子”的人不断出现，以人代天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将父权意识推至顶端，得出“天下无不是父母”之论。

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的。然而，在中国，这些本来只能使用在上帝身上的词语、用在上帝身上的态度，则被滥用在了一些人的身上，不产生流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中国人对于“孝道”的认识，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新时代种种思潮的冲击之时，竟变得那么不堪一击，以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广为盛行的“常年媳妇熬成婆”的现象，在九十年代很快就倒换了过来，出现许多“不养甚至打骂父母”的媳妇。

若是中国社会能够回到几百年前的时代，或许中国的孝文化仍然能够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力量；若是在国际性交流如此方便、地球几乎成为一个村子的今天，中国的孝文化则需要注入新的活力，那就是它最缺少的一点——上帝的介入。

由《圣经》而来的对“孝敬父母”的要求，并不是起源于父母对子女的生育之恩、抚养之情，，而是根基于上帝的命令。在“十诫命”中，讲完人与上帝的关系的4条诫命之后，紧接着下来的就是“孝敬父母”，这一条甚至排在了“不可杀人”之前。当人情在这一关系中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时，才能还“孝道”真正的面貌，而且也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不至于因着某些事情处理的不对而发生不能复合的矛盾。

在上帝介入之后，人们之所以对他人有仁爱之心，不再是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是因为对方也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同为弟兄姊妹的关系。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盲目的顺从，而是在平等基础上顺服与从上帝而来的权柄。人不会再被神化，每个人与上帝之间有了正确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正常。

因此，将属于上帝的荣耀归给上帝，将属于先辈的尊敬归给先辈，这才是真正正确的秩序。在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里，要鼓励国人重视的孝道，不应是没有上帝介入的盲目的孝道，而应是迎接上帝，将上帝放在首位，并将当得的孝敬归给父母长辈的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