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有很多相似点，但仍以不同点居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差异之一，就是我们的石刻文化。西方的石刻，多半集中在经院时代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与拜占庭时期。而在中国，石刻却是从先秦、两汉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酒店开张、公园落成、文人唱酬、要事记载等等，皆刻在石碑上。石刻，成为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西安的碑林，就是东方石刻文化的集大成之处。

在中国，碑林并不罕见。西安碑林，之所以名气大，我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它以一种历史旁观者的姿态，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

我最早对西安碑林有深刻的印象，是因为那块放在碑林陈列室里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据说，这是早年西方宗教流传到中国的证据。在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不但带来了大雁塔这样极具异域风情的建筑，同样也有景教这样看似有些奇特的宗教。

现在谈景教，大多数人或许都不熟悉。但一说基督教，恐怕就觉得没那么神秘了。哥特式教堂、严肃的洗礼、庄严的神父等，都是基督教的元素，而景教，则是基督教早年的一个分支。

公元5世纪，基督教君士坦丁主教涅斯托利，提出基督的“二性论”，认为耶稣不但有神性，而且有人性。这一点为当时严酷的罗马教廷所不容，涅斯托利因此被视作异端。在欧洲，涅斯托利的观点没有存身之地，受到教廷排挤的他，只好到东方来传教。

这一西一东，相去何止以道里计。但景教就在骆驼、客商、丝绸、胡乐与葡萄美酒的传递中飘然而至，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地到达了已被孔老夫子训教近千年的中原。

现在看来，这个过程有些传奇。更传奇的还在于，景教传入东土之后，本没有指望它能受到重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阿罗本、罗含、普论这几位传教士一来到长安，立刻受到了礼遇。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记载着，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等皇帝，都对景教的传播予以最直接的关心，而房玄龄、郭子仪等高级官员，更是对其倍加扶持。涅斯托利在中国享受到了在欧洲、中亚简直不可想象的礼遇。为了报答这份厚爱，景教寺里甚至还供奉着唐朝皇帝的画像。

在唐朝，宗教与政府的关系就是这样暧昧，连穿越丝绸之路的景教也不例外，这也成为了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交融之后的果实。但是，“会昌法难”却让景教消失了千余年，这块字迹斑驳的石碑，亦几乎长眠于地下。

但是，仍有两件事情不得不提——

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年），沉寂千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现身。就在这时，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在其前辈利玛窦的指引下，到达中国并进入紫禁城，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架望远镜。

二是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记者何尔谟来到西安，拿出三千两黄金，买通了当地基层官员，竟然购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结果被时任陕西巡抚曹鸿勋拦下。这个朴实的山东汉子，不但保护了这块国宝，还在其任期内打下了中国第一口石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

明末与清末，恰逢基督教两番传入中国的时代，虽然与唐代景教的传入大不一样，却都不约而同地打上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烙印，并将现代科学带给了这片古老的土地。这大概既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宿命。

本文转自《中国民族报》，落有删减。原文：景教碑，基督教初入中国之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