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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有两位“拉贝”因救护难民而被人铭记，一位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他于1937-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救助了大约25万中国平民，使他们免遭日军的杀害，而其所著《拉贝日记》也成了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另一位“拉贝”鲜为人知，他叫彭永恩，原名弗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曾在江苏徐州38年，并于日军占领徐州时，与其他传教士以教会学校、医院等为避护所，拯救了4300多名徐州妇孺，被誉为“徐州拉贝”。
在淮海西路的崇真基督教堂里，福音时报同工得到了前徐州市基督教两会主席乔建设长老所赠《彭永恩遗产——传教士弗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在中国》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彭永恩的小儿子乔治·汤姆森·布朗，中文名字叫彭亮光，他出生在中国。该记载的了彭永恩从1910年到1949年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彭永恩在徐州的生活。
彭永恩在徐38年间，为徐州的教育、医疗、赈灾、交通、保护难民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彭永恩夫妇在王陵路57号（原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住所”，现为“徐州市第二职业中学”）和基督医院设立难民保护区，先后庇护4300多名徐州妇孺免遭战争摧残，并积极呼吁美国政府终止对日贸易。
现年84岁的丁文志和80岁的王裕泰则各自回忆起了彭永恩的故事，他们都认为，尽管这位美国传教士的事迹鲜为人知，但其人道主义精神值得纪念。
艰难时期，丁文志在童年时曾和彭永恩在一起生活过。在回忆彭永恩前，他先提到了约翰·拉贝，尽管他是德国纳粹党的人，但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在南京做的好事。“彭永恩是美国传教士，是牧师，他于抗战时期在徐州做的贡献，也不次于拉贝。”
彭永恩于1911年到徐州，直到1949年才离开。“他作为牧师，处处以身作则，将‘神爱世人‘和‘传扬和平事业’作为奋斗目标，在徐州从事教育医务工作。”丁老先生说。他首先提到了彭永恩在1936年间“以工代赈”的救济方式，这优于单纯的救济。
1936年，黄河泛滥成灾，冲毁了无数道路和村庄，许多灾民流离失所。彭永恩被任命主持徐州地区国际救灾总署，他发动灾民修理徐州地区道路以获得粮食。据《徐州交通史》记载：彭永恩受华洋义赈会委托，主持徐州地区救济修路工作，他征募灾民2500余人修筑铁路、公路，工钱用救灾粮垫付。这些公路包括海郑路、徐丰路、铜沛路、铜睢路、铜宿路、铜萧路、铜邳路等共计113公里，新修环城路5公里。其中铜沛路“中经九里山平山口，路面甚高，车行其上特别费力，且常翻车伤人，经用炸药轰低山口2丈，加宽一丈，铺碎石路面5公里，阔成坦途，以利旅行”。
84岁丁文志回忆彭永恩在抗战时期事迹：救护4000多难民 记录日军暴行
1937年，日军进攻徐州，大批在台儿庄会战中受伤的军人均在徐州教会医院中就医。在这一段时间中，徐州经常受到日机的轰炸。由于美国为中立国，彭永恩等美籍传教士决定留下来和他们的徐州同行们共患难。从此以后，徐州民众将外籍传教士当作朋友及盟友看待。
丁文志说，1938年5月，当日军进占徐州时，彭永恩夫妇等四位美国传教士勇敢地留在徐州，大约有2500余名妇孺为免日军蹂躏，纷纷外逃，当时路过王陵路传教士所在地。彭永恩看到后，立刻挂起美国国旗，招呼难民进入自己在的地方，起初难民们有些怀疑那个地方的安全性。但丁文志说，当时自己的父亲为传教士做后勤管理工作，他站出来告诉难民们，这里是美国人住的地方，是中立区，可以进来。于是，彭永恩把自己位于王陵路的住所、南楼大院，还有妇女学校，当做难民的收容所，让难民避难，前三天内就进去了2000多人，有老人、儿童、妇女和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军人与伤兵，后来又不断有人涌入，前后共救助了4000多难民。
为了便于讲述，丁老先生凭记忆和当年留下的照片，对彭永恩的小洋楼以及整个大院的地理位置绘制了一幅图，向笔者展示了当时牧师楼、妇女学校和礼拜堂的位置。“原来这地方很大的，有三座楼（注：三座小洋楼为美国传教士海牟登、彭永恩（弗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和蓝斯德于1922年建造，当年完工。三座小楼均为二层砖木混合结构），还有一个妇女学校，另一个地方是小礼拜堂了。”如今，在徐州市第二职业中学内，牧师楼还剩一座，礼拜堂重建后犹存，当时的大片空地成了教学楼。
难民众多，吃饭是个大问题，彭永恩他们储存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解决粮食紧缺问题，彭永恩到了日军营地，向日本人要粮食，“当时日本人告诉他‘你给我美金，我就给你粮食’，彭永恩于是拿出积蓄，去购买日军的粮食，难民们吃着馒头和稀饭，勉强充饥。”丁老先生说。
丁老先生当时7岁左右，他和父母亲住在难民区的妇女学校里，他记得彭永恩常和自己聊生活中的事情，“有时，他会告诉我，今天去买粮食，日军又涨价了……”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难民的进入，日军渐渐对彭永恩产生了怀疑，开始在彭永恩大院门口设置卡哨，对进出人员进行盘问搜查。到1938年5月18日，日本人已经布满全市，就要封锁了，他们经常到大门口来进行搜查。除了彭永恩外，当时留在徐州的美国传教士有彭永恩夫人夏洛特·布朗、葛璧玺医生和麦克菲迪恩医生。由于中国籍守门人员均被日军射杀，彭永恩、葛璧玺（医生）和夏洛特（彭永恩夫人）等人于是亲守学校大门，以抵挡日军的刺刀。彭永恩则戴着袖章，拿着美国旗子，并告诉日本兵，“我们是美国传教士，你不能进来，我们受保护的。”
日本兵对插着美国国旗的领域还是很尊敬的，但是谁也说不准哪天会有意外。一次，夏洛特单独在的时候，日本兵要进入学校，夏洛特走到大门处，拒绝交出钥匙，士兵们被激怒了，以致于把刺刀扔进了大门里，但他们还是不敢强行进入……在学校里避难的700名难民得救了。因此，整个保护区里面，没有发生一次日本人闯入情况。而为了防治日军飞机的轰炸骚扰，彭永恩在大院内、墙上、屋顶都布满了美国星条旗或者其他标志。
难民区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但难民区之外却是充满着危险，对于那些想出去投奔亲戚或者部队的人，如何顺利离开大院，彭永恩也是费尽周折。“好多年青人愿意离开，怎么离开呢，他在楼的后面挖了一个地道，就是三座楼的后面挖了一个地道，夜里面青壮年就从地道里出去，顺着庄稼就到淮北一带去了。”他一边讲，一边指着自己所绘简图上的一条小通道。
彭永恩精通英语、汉语和日语，也不断和日军交谈，日军虽然将刺刀伸进铁门却未能进入，这些妇孺乃获得保全。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于7月份之前离开避难所返家，有的则在避难所中居留超过一年。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后，徐州民众举办舞龙及舞狮大会向美籍教士彭永恩夫妇、葛璧玺等致谢。
彭永恩还在日记里记下了日军的暴行：
5月14日徐州城被密集地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空袭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我们直到夜幕降临才开始营救工作。
5月17日大批难民涌入我们的区域，炮弹在头上飞过。当日本兵进城后，教区的大门会向中国妇女、儿童敞开，空置的学校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长老会教堂共吸纳了2600名群众。
5月18日，在彭永恩家的小楼。“我们试着搬到楼下去睡，把地板撕开一部分，以下至最厚的地基的里面”，但“它只能容纳二十个人，而太多的人想要进去。”“我们在外奔波帮助伤者，所以几乎已经习惯这一切了。”
丁老认为，彭永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值得纪念的，他和夫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徐州人民；当看到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时，他拿着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去抗议日军暴行；另外，他看到日本人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吃美国生产的罐头时，他非常生气。
在生活上，丁老告诉福音时报同工，彭永恩不空谈理论，而是以实际行动见证“爱”之信仰，“我还记得，当年我和彭永恩的孩子一起玩耍，我们做中餐（如面条）给他吃，他有时会给我做冰淇淋。”另外，彭永恩还从美国带西红柿种子到徐州，参与到人民的生活中，一起过着朴素的生活；他还到乡村参与救灾，在当地建立教堂。
80岁王裕泰的见证：彭永恩很开明且平易近人
王裕泰则回忆道，1938年徐州沦陷时，他才两岁，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知道，父亲和彭永恩牧师之间有着“平等的友谊”。他的父亲王恒心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黄集乡的农民家庭，自幼家贫而上不起学，后得传教士彭永恩帮助，得以在黄集乡基督教会办的初级学堂受小学教育，后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于1916年被保送，就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深造，1921年被按立为牧师，成为徐州第一批华人牧师之一，并就任于徐州牌坊街（今中枢街）礼拜堂（今淮海西路崇真堂），供职61年。
1924年，王恒心在《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上的一篇题为《徐州基督教长老会概略》的文章中说：“徐州教会就整体而言，现在仍旧是个西差会式的教会，因为一切医药、教育、产业等主要事务，统由西差会调度管理，华人不得过问……一切皆听西差会安排处理，自己毫不闻问。”由此可见，王恒心对于徐州教会受差会控制的状况十分不满，他极力主张中国教会自治。但是，王恒心却与彭永恩牧师相交颇深。
颇令王裕泰赞赏的是，彭永恩牧师很开明，他很认同中国人主张自己管理教会的想法，而他的父亲和彭牧师之间也建立了平等的友谊关系。“他们在基督里是同工，是平等的，彭永恩是一位没有架子的传教士。”他说。彭永恩牧师的开明，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徐州教会实现自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9年5月7日午夜，徐州日军军警诡称基督教会内部设有“抗日救国会”，将王恒心牧师等17人逮捕，并进行严刑拷打。彭永恩夫妇利用休假期间，乘船经过神户，直接与日本负责国外事务的高级官员进行交涉。这次不可思议的解决行程，使被逮捕的17人全部释放，所有的罪名都不了了之。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美开战，所有美国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据说，传教士走的那天，院子里的好多人在哭，彭永恩挥着烟斗，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会回来的”。
果然，抗战胜利后，彭永恩他们又回到了徐州，主要从事乡村布道工作，直到1949年淮海战役胜利。“记得淮海战役胜利后，几个调皮的学生爬窗户到老头（彭永恩）的办公室，把他一套大百科全书中的艺术部分撕了。70多岁的‘老头’伤心地哭了。”王裕泰一边笑一边回忆说。据说，彭永恩离开徐州时，把那套百科全书和心爱的福特车都留在了徐州。
1949年彭永恩家庭离开徐州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据相关资料记载，“2010年8月，乔治·布朗等彭氏后人一行11人，为纪念彭永恩夫妇来华工作100周年，在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仓健部长的陪同下，对市二职中、徐医附院等单位进行了民间访问。”彭永恩的孙辈将徐州视为第二故乡，对这座城市怀有深切的感情。彭永恩孙女玛丽·布朗·布洛克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董事会主席，其孙乔治·布朗为美国“国际友谊之力”总裁，比尔·布朗曾在美国商务部工作，负责中韩贸易事务。格雷姆·布洛克博士是第四代人，曾在云南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3年时间。
如今，那座在风雨飘摇的时期救护难民的三座洋楼还剩一座，被称为“传教士居所楼”，一楼大厅的墙壁上挂着当时彭永恩等传教士在徐州进行活动时的照片，它于2010年被徐州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说这座楼和不远处的礼拜堂会被重新装修，这不仅是在保护一栋楼，也是在肯定和纪念一段历史，一段“徐州拉贝”彭永恩在那里书写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