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至17日，伯格理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近50位专家学者、20余场演讲，与会者就伯格理的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展开研讨。
今年是伯格理逝世100周年，老苗文创制110周年，伯格理在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建立第一所学校110周年。尽管100多年过去了，但是“石门坎现象”依然是教界和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其所产生的影响仍旧吸引研究宗教、文化和教育的专家学者源源不断地去探寻他曾经创造的奇迹。
在石门坎后援团发起人、深圳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浩武看来，石门坎现象是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改变社会的样本。“伯格理首先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其次，带来了教育和文化。”
1876年9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除了新开辟4个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等条款外，开放基督教对云贵高原的传教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1887年，23岁的伯格理受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的召唤到中国传教，并身兼牧师、教师和医生等多重身份。1904年，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十余年间，先后建教堂、办学校、兴医院、创麻风防治、收养孤儿、创制苗文，在我国首创双语教学、开近代男女同校之先河。1915年9月，伯格理因伤寒长眠于贵州威宁石门坎，安睡在了他所爱的苗民中间。
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理事王瑛说，每个听到伯格理故事的人，内心都非常不平静。他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基督徒的精神，而是超越了基督教，体现出一个人如何以一己之力参与社会进步，如何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朝着光明不断地发展自己。
从事苗语研究30余年的陶绍虎对于伯格理尊重并学习苗族文化的做法十分肯定，并呼吁应向伯格理学习，深入研究苗族文化，注重培养苗族人才和领路人。
曾经在石门坎新中小学做过10年校长的卞淑美一直致力于苗族小学的双语教学研究，作为一线的志愿者，面对“从‘输血’的状况到‘造血’的需求，甚至出现‘排异反应’”的现实，她认为应该转换思路，利用志愿者自身的资源，“成为大山和世界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沈红说，石门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涵盖范围不是当地行政意义上的石门乡，而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几百个苗寨，而且不仅跨地域，还跨族群，尤其是石门坎苗文的创制对彝族、对傈僳族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她认为石门坎精神主要表现在文化创造力和文字的能力，底层族群的主体性和民主自主自觉的能力，以苗教苗、以苗传苗的能力以及乡村建设中的行动能力。
伯格理（1864年-191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创制了苗文，曾以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中心，办学校、兴医院，极大地影响了苗族的近代历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