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福建神学院举行了三场学术讲座，共200多人参加，涉及实体宗教和宗教慈善特色、当代天主教现状和挑战以及“佛教的中国化”等内容。

讲座中，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陶飞亚教授以《从信仰到见之于行事：宗教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为题，从实体宗教结构的角度思考了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陶教授认为，实体宗教（相对于抽象的概念）包含了内圈和外圈两重结构，内圈结构是宗教结构的基础，在思想、组织礼仪和场所都具备时，就形成了一个实体宗教。但宗教结构不是在真空里形成的，在宗教作为一个独立结构存在的同时就有一个与存在于其中的大社会相互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是双向性质的，就是作为亚文化的宗教和作为总体文化的社会的关系。宗教必然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社会，社会也会按照自身的需要要求宗教来适应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张力。

外圈结构按照社会事业的性质，可以分为直接慈善、社区性慈善公益事业和地区性慈善公益事业这三层结构。直接慈善通常是直接捐赠和救助，是宗教团体历史最悠久的慈善活动，在自然灾害及战争年代宗教界往往率先成为有组织救济活动的主要力量。

社区型慈善事业有宗教团体主持的帮助社会上的鳏寡孤疾等特殊人群，孤儿院、育婴堂等，主要服务群体是以宗教团体所在地为中心的周边社区。地区性慈善公益事业则包括了一个或几个宗教组织办理的面向较大区域内民众的教育、医疗等公益慈善事业。

对于基督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中国，其内层和外层结构的进程比较清晰。礼仪之争后，清政府逐渐查禁天主教，对教会来说，空间大大缩小。但对于内圈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天主教会于禁教时期在穷乡僻壤依然存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天主教再次来华时，仍然有将近25万天主教徒存在下来，随后又形成了内圈和外圈的教会结构。马礼逊来华，将基督新教带入之后，教会的内外结构形成的速度较快。比如，山东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1860年代道山东登州。在内层结构形成之后，就开始兴办登州文会馆，先是社区型的寄宿小学，逐步发展到地区型的高中和学院，最后是联合了13个教会团体创办了齐鲁大学。医疗事业也是先从社区型的诊所，再逐步发展到地区型的齐鲁医院。

基督教从晚清民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宗教界最完备的内外圈结构，地区性的慈善公益事业已经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当时的宗教团体对于社会文化的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陶教授指出，一种宗教的外圈结构是否建立或者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一个必定如此的现象，它取决于某种宗教对适应社会的看法。一般来说，强调救灵魂也救肉体，关怀未来世界也关心当下世界的宗教，会比较积极建设外圈结构社会福音，而重视救灵和未来世界的宗教团体对建设外层结构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

对于一个宗教组织来说，没有外层的慈善公益事业，就缺少了有组织的为社会服务的层面，使得宗教的价值观，缺少了“见之于行事”的渠道。这个宗教的活动就只能限制在个人的无组织的零星的善行，而宗教界集体的善行和伦理道德则缺少了呈现的平台。其结果是，宗教变成了只有口头说说“做光做盐”的宗教，而看不到具体的实践行动。

另外，从宗教方面来看，内圈建设非常重要，但需要内外层都重视和兼顾。当然，陶教授说，他并不是在主张宗教团体像过去一样办教育和医疗，那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而是希望通过实体宗教结构的描述及从历史维度的分析，对于推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更深刻的理解。“宗教的社会事业既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平台，也是宗教加强自身建设，使宗教的善的价值观得以‘见之于行事’，使宗教适应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平台。”陶飞亚教授表示。

随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博士以《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历史视野、现实境遇及其困境》为题，首先分享了历史上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实践，包括：“本地化”之于教会传统、孟高维诺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利玛窦时期的中国天主教以及刚恒毅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和“本地化”运动。

在第二部分，刘博士分享了1949年-2015年间中国天主教会所面临的历史境遇及自身发展。包括：第一，改革开放之后教务活动恢复、教产落实及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第二，充满争议的教区划分和教区管理上的“本地化”；第三，牧灵福传发展及神职人员的培养；第四，教会社会服务及慈善机构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的发展危机及时代挑战主要为：1、圈化为“种族”身份意义上的信仰认同；2、福传状况迟滞不前，教友素质有待提升；3、年老主教去世呈现集中态势，新主教的祝圣难以满足需要，神职人员匮乏，圣召难以为继，修生培育严重萎缩。4、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与慈善公益事业存在着问题。

刘博士建议，可从这三方面进行反思：首先，中国社会的变迁，从农业社会到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第二，中国天主教会从传统宗教向现代宗教的过渡；第三，“本地化”的未完成性。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张风雷教授以《佛教的中国化》为题作讲座，以凸显文化适应的关键性，激发大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