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被称为二战时期犹太难民的“挪亚方舟”，走进第二展示厅，了解完关于“生命签证”与“新生活”的信息之后，令笔者颇为感动的是这样一段话：“这里虽不是天堂，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平等和尊严，让他们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光辉。”
第2展示厅门口的这几组数字，是犹太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数字。展板上写的是：1933 纳粹在德国执政，开始排犹运动；1935.9 德国纳粹颁布《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资格；1938.7 在法国埃维昂国际会议上，32个与会国一致拒绝收容犹太难民，同年11月9号，发生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1938—1940 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给众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生命签证”；1941.12 太平洋战争爆发。
推开展厅古铜色的门，讲解员带领大家看了一个烛台，她说，那是犹太人家里常见的七支烛台，在摩西会堂里摆有九支烛台，用于犹太人光明节的时候。上方有一块黑板，写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1993年访问摩西会堂的时候，用犹太文和英文写下的感谢的话，大意是感谢二战时期上海对犹太难民伸出援助之手。
在黑板对面和侧面都有浮雕，反映了当时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以及犹太难民初到上海，下了船之后所经过的外白渡桥，创作者在浮雕上刻下了两位日军的形象。
随后，参观者一起观看了一个五分钟的短片，介绍历史背景：哀怨的大提琴曲开始响起，视频解说告诉我们，1937年的上海，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它的胸膛，战争的硝烟弥漫在它的上空。与此同时的欧洲大陆伴随着希特勒的上台，无数犹太人陷入到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中。1938年11月9日，德国掀起了残害犹太人的狂涛骇浪，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公墓被破坏、犹太商店被打砸、犹太人遭杀戮或被关进集中营，惨遭蹂躏。在成千上万块玻璃的破碎声中，良知被吞噬、生灵遭涂炭，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水晶之夜”。独裁者的异端邪说被奉为真理，狂热的追随者们用屠刀摧毁了犹太人的家园，吞噬了约600万犹太人的生命，5000年之久的古老犹太文明被疯狂地摧毁。但是，在1938年，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尽管很多参加国都为犹太人的遭遇鸣不平，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收犹太难民，这导致极力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越来越难以找到逃生之处。在求生的呼喊中，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却为犹太人打开了生命之门。这群人踏上了陌生的土地——中国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在1933年-1940年间至少有2.3万余名犹太人来到上海，其中有1.4万余名在虹口居住。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身无分文、居无定所、举目无亲，他们从隔离区开始，在与本地人融合的同时，也保存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保存了犹太文明的一线生机。在虹口，犹太学校、医院、宗教会堂和咖啡馆林立的地方，被称为上海的“小维也纳”，处处活跃着犹太人的身影。
讲解员指着“生命签证”的展示资料告诉参观者，当时，有些国家也是提供给犹太难民的，但是数量有限或者条件苛刻。何凤山博士在1938年到1940年间为驻维也纳的总领事，当年，他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无偿为犹太难民无偿发放签证，也叫“生命签证”。其实，那时纳粹已经封锁了他的领事馆，他就自己出钱租了办公室，继续给犹太人发放免费签证。此外，日本驻立陶宛领事馆的杉原千亩也为犹太人发放了签证，但是他发放的多为中转签证，帮助难民逃离到日本或俄罗斯，之后又辗转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个非常独特的城市，是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不用签证或任何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上海人民把自家大门连同自己的心扉向他们打开，热情接纳并帮助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重建家园。
在那个年代，逃离欧洲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陆路，从欧洲通过铁路到西伯利亚再到上海，另一种就是从意大利港口乘坐轮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到上海。1940年的时候，意大利对英法宣战，传统的水路被切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陆路也基本上不能走，所以1941年之后已经没有犹太人可以从欧洲逃到上海了。陈列馆里有轮船公司的广告和船票，显示当时一个犹太人从欧洲到上海只允许携带一个行李箱和10马克（两枚银币），这些非常少的钱很难让犹太难民在上海开展新生活，因此犹太人要么是买最贵的船票，上了船之后换便宜的来换差价，或者携带昂贵的东西如莱卡相机、怀表或者小提琴，典当了之后在上海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犹太人从码头下来之后，对上海不了解，也不知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第一批和第二批犹太人对新来的犹太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卡车去港口接他们到难民收容所。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要住200位犹太难民，救济会也给犹太难民提供食物，一天只有两顿饭。上海弄堂小楼里，非常小的地方要住8个人，非常拥挤。但令人敬佩的是，这些犹太难民很快振作起来，建立起了新生活，比如开咖啡馆、卖面包，或者卖报纸、拉黄包车。
当时，曾有两万余名犹太难民居住在虹口地区的长阳路、霍山路、高阳路等地方，摩西会堂成了难民经常聚会的场所，支持着他们的信念，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迅速振兴。他们开设学校、医院、商店、工厂等，继续播种着生活的希望，并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坚持反法西斯斗争。上海成了他们在远东最温暖、最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逗留了许多年。
有一位叫麦克·布鲁门·萨尔的人，他是15岁的时候和姐姐一起逃难到上海的，当年靠卖面包为生，之后去了美国，经过努力成为了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部长。2015年，他回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到当年的经历对他是否有帮助时，他说，虽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环境非常糟糕，面包和牛奶多是坏的，很多人因为缺少食物和药品而去世，但我们很欢乐，我们会组建足球队、年长的人教年轻人学习希伯来语和西班牙语，我们还会和上海邻居学习上海话。让人吃惊的是，已经过了70多年，他仍然会说上海话，而且很多用语是现在年轻的上海人不会说的。导游还介绍，霍山公园以前是犹太难民打麻将的地方。当他们想讨论一些话题，又不想让小孩子知道的时候，他们会用上海话，而不是英语或希伯来语。
对于犹太人这个族群，他们很注重文化传承，很少与外族通婚，但这批来上海的犹太难民，也有与上海人通婚的情况，婚礼在摩西会堂举行。陈列馆里还有驾驶证、结婚证等展示出来，300个犹太人出生在上海，有上海的出生证。犹太人也注重精神文化建设，比如嘉道理家族就为当时的犹太人提供了教育，学习希伯来语、数学算数和法语等。他们还会在社区举行选美比赛、拿着小提琴去乐团任职、出版报刊杂志或者在剧院演出等。
上海曾给过两万多颠沛流离的犹太人最温暖的收留，也见证了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的善良和宽容。有人曾说：“摩西会堂”已像‘辛德勒’、‘瓦伦堡’、‘杉原千亩’等一样，成了‘拯救’与‘避难地’的代称。”对全球犹太人来说，“上海”这个单词被记录进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文化里，尽管二战的历史已远去，犹太人也迁居到世界各地，但“上海”和“摩西会堂”带给人的感动和震撼是永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