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他是享誉世界的革命家，参与并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终结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建立了民国。其《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孙中山是为基督徒，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农民家庭，他自幼喜欢思考，经常向家人、老师询问宇宙及人生的奥秘，常使他们刮目相看。1879年，年仅13岁的他随母亲去夏威夷檀香山投奔其兄长孙眉。到达后不久，被送往英国圣公会所办的伊奥兰尼（Iolani School）英文学校读书。该校办学严谨，信仰气氛浓厚。除了开设圣经课程，还进行祷告会与主日崇拜等活动。孙中山不仅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真理。尽管尚未受洗，但他已是热心的慕道友，经常到教堂礼拜。孙眉知道弟弟信了“洋教”特别恼火，多次与孙发生冲突。一次，孙中山见到哥哥的雇工经常去拜关公，于是将佛堂的关公像扯下来，对他们说：“关云长不过是三国的人物，死后怎能降幅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此事引起孙眉的震怒，对他说“耶稣教的学校总免不了传教，我不愿你信奉他们的教义，还是回国吧。”于是孙中山被哥哥送回中国。
孙回国后，见乡亲沉迷偶像，遂与好友陆皓东跑到北帝庙，指着偶像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破坏偶像的事，引起乡人的不满，孙中山被迫和陆皓东前往香港。
到香港后，孙中山进入圣公会的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读书，并跟从伦敦会区凤墀长老补习国文。在区长老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美国公理会牧师喜嘉理（Rev. Charles Hager）。据喜嘉理牧师回忆：“1883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孙中山）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岁之学生，时其方自檀香山归。……余职在布道，与之觌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也。嗣后数月，果受礼奉教，余身亲其事。其受礼之地，在香港旧设之华人学堂中，距现有之美以美会教堂，约一箭地，地不著名，仪不繁重，而将来之中华民国临时第一大总统，于是受圣礼皈救主焉。”（冯自由著：《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在喜牧师主持下，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在香港必烈者士街刚纪慎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在受洗后取名“孙日新”，既有《大学》“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更蕴含“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孙中山受洗后，热心教会事工，到处传扬福音。“每星期日都到基督教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民国外交总长王宠惠之父）讲道，并热心传教事业。常随喜牧〔喜嘉理〕往香山传道，招得三人入教，盖初次习传道也。”（麦梅生：《基督教在广东》）。另据史学家罗香林所著《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记载，中山先生在假期时与喜嘉理前往香山县布道，一路分售《圣经》、福音单张，带领乡人信主。而喜嘉理牧师也回忆：“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岀资为之辅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士矣。以其热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数人皈依基督”。
清末，朝廷腐败、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列强环伺。为了秉持公义，救人民于水火，很多基督徒纷纷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老师何启（香港牧师何福堂之子）成为他的良师益友。何启批判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的糟粕，极力主张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他鼓吹民权，倡议清廷变法及改革官僚制度。他的民权和法制思想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在教会中响应者甚多。孙中山十分喜欢何启的著作，“深受何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提倡新政，革除旧弊的思想影响”。他也在何启等人的影响下，放弃医学，走上革命道路。对此，喜嘉理曾回忆：“当是时，先生始昌言中国之亟宜革新，而密筹实行革新之计划，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皆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冯自由著：《革命逸史》）。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最初的会员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采用了基督教文明常用的宣誓仪式。据民国冯自由记载：“会毕，总理令各会员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如仪而散。”孙中山的很多革命同志也是主内的弟兄，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左斗山、区凤墀、赵明、张果、林文庆、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等等。社会学者顾卫民指出，民国首届议会中，基督徒达到六十余人，基督徒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孙中山见证说：“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1912年9月，他在北京基督教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1896年10月11日，中山先生在伦敦被满清捕快逮捕，拘禁于清驻英使馆，拟押送回国处决，史称“伦敦蒙难”。10月16号，孙中山见到清使馆雇佣的英国仆人科尔，他问道：“你能尽力帮助我吗？”科尔反问：“君是何人？”孙说自己是流亡英国的“中国之国事犯”，柯尔对“国事犯”之名称未能领会，他问道：“你知道阿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的历史吗？”柯尔表示清楚。他立刻说：“中国皇帝之欲杀我，犹土耳其苏丹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以要杀阿美尼亚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中国皇帝之所以要杀我，因为我是一名尝试政治改革的基督徒。”他接着告诉科尔：“予之生死，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予命获全。否则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若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要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要乎？更试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为重要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要乎？”（据《伦敦蒙难记》）。此后科尔找到孙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并在他极力营救下脱险。这次遇险使孙中山经历了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他在给区凤墀长老的信中称：“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持守“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教导，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他写给美以美会（即：卫理会）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他极力倡导信仰自由，保障在华福音事工顺利开展。在致恩师康德黎博士的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他还高度评价了教会对近代中国的启蒙，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书》中称：“此中国人民之得集会自由，初实多教会之赐也。由是风气渐开，民智日进，至今竟能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其影响所至，不为不大矣。”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对亲人、革命同志留下遗言说：“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为予非基督徒乎？”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在其家书中也称：“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本文作者系福建厦门鼓浪屿三一堂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