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自由宣教会女宣教士。在江西永新办学、宣教达27年之久，最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她所爱的中国和人民。
颜懿廉（E. E. Ingman）来自芬兰，隶属芬兰自由宣教会。该会于1899年在江西永新建立了宣教站，由资深芬兰宣教士安姑娘（Miss J. W.Arpiainen）负责，与她同工的还有康月娥（Miss E. Cajander）和爱姑娘（Miss A. E. Ehrstrom）。她们是内地会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属差会规模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内地会照管她们。1903年，颜懿廉来华后，亦奉派到永新宣教。她性格率直、开朗，勇敢坚强，在战乱中仍坚守本位，为主作工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她留下的七封书信记述了当时在永新一带所发生的事，也为后人了解三位女宣教士殉道前后的处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接着发生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为保护外侨的安全，欧美使领馆下令撤侨，许多西方宣教士也奉命撤到沿海城市。但颜懿廉、康月娥和席爱仁三位姑娘没有撤退，仍坚持留在永新工作。从她第二封信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们坚持留下来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等候祷告，确实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留下来看守这个宣教站。倘若我们离开，房子必定挤满那些极不容易请走的人。当然，许多信徒听见我们的决定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捨己的爱》，第358页）。但当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危险，大街路旁的墙上张贴着“打倒基督教”的标语，一些极端分子处心积虑地要抢夺她们的财产。三位女宣教士还要想方设法和政府军周旋，因他们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门前阻止那些不守规矩、试图爬墙入内偷摸东西，或骚扰破坏的官兵；同时她们还要尽可能地与军官们保持和睦关系，与他们聊天，送福音书和单张给他们，或为他们诊病，以争取他们的友善。
在战乱中，她们所办的男校仍然开课；而女校则不得不暂时停课，因为她们无法保证女孩子们的安全。1927年10月，颜懿廉她们为当地和附近农村的信徒举行了两天的聚会，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和灵命。周六还为11位新信徒施洗；主日崇拜时有130多人参加。
永新地处国、共两军争夺的要地，自1928年以后，永新几经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颜懿廉她们不得不随当地百姓四处逃难。1929年10月，当战事稍缓后，她们重返永新，打算在断壁残垣中重建福音站。但没过多久，共产党红军又卷土重来，于11月27日重占永新。颜懿廉和康月娥二人只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在其12月10日发出的信中，颜懿廉详细描述了她们如何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帮助下逃出永新，抵达吉安的：
“1929年11月25日，信徒们来劝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县长、邮政局和电信局的职工，以及大批商人早就逃离此地。当天下午，我们到一个住在镇边附近的信徒家中。他劝我们应早沿河往下游走。但那时已很混乱，路上并不安全。于是等到晚上，趁天黑请人背我们过河，进入一农村暂避。在我们家当了25年的厨子和一位年轻助手，也到此处避难。11月27日清晨，枪声四起，数小时后，红军进佔永新，封锁全镇，进行恐怖政策。并分散往四周的农村搜索追捕，或是就地枪决、或是拿赎金放人。全部道路设防，若遇任何想逃走的人，即格杀勿论。
我们在河边的一所泥屋躲藏了两天，晚上则回去睡在农村房顶的储物室；村民开始对我们感到不安。12月1日，红军突然到这农村搜查，我们在房顶也听到楼下士兵的声音。我推醒了康姑娘，示意噤声，不住祷告，并且躺着不动，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废物。士兵到处仔细搜查，连一副在泥屋里的棺木也要打开来看，甚至爬上房顶，搜查过储物室，却蒙主保护没有发现我们。虽然我绞尽脑汁设法逃避，但是真是谋事在人，而成事在主啊！
经历过那天的惊险，房东怕连累了他，要我们立刻离开。我说：‘我们现在就回去镇上，免得连累你。’但他没有听进去，却和厨子及助手想出一个主意来。在村外有一个厕所，半夜把我们带出去，在厕所内加上一道砖牆，把我们围在里面，仅仅可以坐在地上而已。当他们砌上最后一块砖时，我感觉如约拿在鱼腹中一样。藉着清晨从墙隙透射进来的阳光，我念了当天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7-9）。我从心里不禁喊出‘阿们’来。
在这夹墙里，窄得只可容康姑娘躺在稻草上，我则倚牆而坐，这样如坐监牢般的熬过了两天三夜。12月4日深夜，厨子和助手来拆下砖牆，带我们一起逃难。康姑娘穿上农妇装，我扮作农夫，带着圣经和一些银钱，趁着黑夜，在阡陌间跌了二十多次。
黎明时，我们向八哩外的一个福音站走去。一位信徒来接应，带我们翻山越岭，到达安全地带，享受了一顿饭后，便躺下休息。厨子和助手则回农村取回行李杂物。不料，当天红军再到农村，抓了厨子的妻子，拷打成招，逼她供出我们在何处。于是，下午5时，厨子和助手跑回来，告诉我们：‘快起来立刻逃走吧！’
感谢主的看顾，找到两位本地男子，愿意带我们在黑夜里逃亡。于是我们拿着拐杖，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经过了一个红军哨站，刚好那天撤哨，平安无事，找到一农村歇一歇。
早上9时抵达河边，准备雇船转水路走。平日这里有许多船只停泊，可是今天连一艘船也没有。于是我们就在河边休息吃早餐。那时，一个小孩从我们刚经过的福音站跑来，急匆匆地说：‘爸爸被红军抓了去，他们还来我们家搜查，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有16个人正追过来，要逮捕你们哩！’
果然，枪声远远传来，匆忙放下早餐，立刻继续从陆路逃走。在最初三、四哩的路上，枪声仍是断断续续的从后面传来，但到了离永新约27哩的大路上，我们竟遇到一批永新认识的人站岗，非常高兴见到我们，还问及他们在永新亲人的情况，可惜我们无法回答。原来这班人是永新的团练，较早搬迁到这里定居的，我们在永新住了30年，怎会不认识他们呢？因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故我们可以安心地慢慢前行了。
翌日，抵达永阳（Yung Yang），离开永新已40哩了。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高兴的盛大欢迎我们，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抵达吉安时，万人空巷的欢迎我们脱险归来，沿途挤满了从永新逃出来的难民，大家能生还都深感庆幸。深信主听了各地信徒为我们献上的祷告，以致魔鬼不能伤害我们。或在夜间，或在极其危险之中，我们徒步走了47哩……”（同上，第361-362页）。
1929年12月31日，颜懿廉留下她最后的一封短简，谈及永新宣教站工作及状况：
“1928年，永新宣教站的会堂、宣教士住宅，及三处福音堂的聚会所，皆被共产党焚毁。1929年1至9月，宣教站的男、女两间学校校舍，则被军队征用。虽然如此，信徒每主日仍来崇拜，从没间断。至于镇外，只有福音堂仍继续经常聚会，其他学校和传道工作均告停止。
1929年10月，康姑娘和我回去，受到弟兄姊妹热烈的欢迎。在这不大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了近两个月。在信徒家里和残存的小会堂中继续主日和周日的聚会，信徒的心又火热起来。镇外各福音堂的信徒也来，受勉励后回到家里举行聚会。
11月27日，共产党再度占据永新，中、外同工到各处躲藏了十天。虽经历各种艰险，幸而最后全体逃抵安全地区。
宁冈、莲花和永新以及附近各地区，直到年底，仍在共产党的控制中。一切有关基督教的活动和工作全被禁止，大多数信徒或逃亡、或躲藏，有两位信徒遇害，另一位仍在狱中”（同上，第363页）。
1930年初，红军迫近吉安。颜懿廉、康月娥和席爱仁一起随大批难民向北逃亡。2月3日，她们选择水路，乘船沿赣江北上，欲逃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在途中被红军发现而被捕。年迈的康月娥不堪忍受惊吓、冻馁与苦虐，被捕三天后即息劳归主；颜懿廉和席爱仁也随之先后被害。颜懿廉在江西永新传扬基督福音长达27年之久，最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她所爱的中国和人民。
关于作者：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