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到了，中国广大城乡生活着一大批“X漂”式、“候鸟”式的人群，每年的此时，春运的主要压力也来源于这一大批XX漂或XX候鸟从年前从城市返回农村，年后又从农村涌进城市务工。中国广大农村教会从正月到腊月缺乏年轻人和壮劳力，年关时这些人回来了又忙于年货和走亲访友，来教会聚会的人数和次数不能为农村教会带来城市的信息和理念。而城市教会也没有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城市去接纳和使用他们，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增加了城市教会平日的人数而已，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参与教会的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会生活的一种不大健康的状况。
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讲，不仅仅包括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包括外来的城市人口怎么在其他城市定居和同等享受公共服务。中国目前很大程度半城镇化，现在城市涉及外来的人口数量太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出现农业用地转化城市用地，失地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2013年5月27日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姚景源出席 “探索中国新未来全球财经领袖对话财富成都”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全国公布的数据城镇化率是52%。现在的方法是用常住人口来计算，在城市工作居住超过六个月，就算作常住人口，计入城镇化。这样2亿多农民工算作城市人。但是实际上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双流农民的待遇，中国的城市化率是35%左右。城市一下子要分担和消化庞大的外来人口，解决与城市居民同等居住医疗保险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民生问题，恐怕有一定的难度，不平等的公共服务已成为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对此现状基督教在服务和牧养上应有所动作和稍加推进。
信息宣讲上应对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着工作的压力、业余生活的单调及内心情感的需要，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较城里人更需要关爱，城镇教会要主动关心他们的信仰，关心他们的生活以及生活状态帮助他们能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一些从农村进城的或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多半是脏活和苦力活，在城市人的潜意识中多半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性质产生歧视，让他们很难真正融入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和城市生活。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分工的细化同样使城里人产生孤独寂寞感。生活的快节奏、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得人们经常感到身心疲惫和紧张。贫富差距拉大及强烈的物质刺激，也会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产生过激行为。基督教信仰中对性罪恶的洞见，对个体生命更新的向往，让承受心理重压的人们感到安慰与盼望。这样的情形下，基督教会尤感传扬纯正福音的重要，讲台信息的正确与否，关系到能否把一些人从无价值意义的生活转向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
中西部地区教会注重基层传道人的培训
虽然土地已经城市化了，但人口福利还没达到城市化，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距。上世纪50年代为保证国家的公共积累，限制农村人口自由进入城市并把农民强制限制在土地上，通过强制征收农产品维持城市低消费，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维持公民的公共积累。这过程到80年代结束还没有放开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使这种政策造成两类，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利益相对固化。80年代经济增长快，粮食市场放开，大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放到城市。农村居民只能通过打工流动的方式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获得收入的增长，而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里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80年代出生根本就没有在农村干过农活，出生不久就随着父母到城市生活，不知道农村的生活怎么样，这批人和农村已经没有天然的的联系了。如此中西部地区的教会及农村教会普遍存在妇女多、老人多及留守儿童，青壮年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教会聚会比较简单，除了主日崇拜大家聚在一起之外，很少能开展其它活动，就是一年的主日的讲道人员也很难得到保证，更谈不上开展一些团契活动。在中国县级基督教两会组织人员大多集中在县城，这是普遍现象，县城中心堂就自然而然担负起辐射全县教会的作用。我个人觉得县级两会应充分利用县中心堂这个平台定期对全县各聚会点的负责同工进行培训，规范他们的讲章及讲章写作能力，尽可能多下乡探访发现和解决问题。
城市教会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牧养和辅导
城市及大城市教会也发生了变化：教会规模急速扩展，信徒人数快速增长，增加的信徒大多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虽然同在一间城市教会，但他们的许多诉求得不到重视，成了教会中的边缘人，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教会，对教会的活动也难以积极参与。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直接影响到他们当中有的就业在城市，家在农村而把孩子放在农村供养。夫妻两会分居，孩子的生养和教育以及对未来长期预期问题都会影响他们对城市前景的看法。这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不平等的公共服务带来的。城市教会此应多加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牧养和有针对性的辅导。牧者应深入了解他们租住和生活的环境，发动城市信徒多形式进行探访，主动关心消除他们的自卑和孤独感，针对他们的需要及时给予疏导。适当开展一些活动帮助他们进行联谊，如利用双休日组织他们带孩子进公园和动物园开展亲子游园活动。开展趣味圣经知识竞赛提高他们的读经兴趣，帮助他们理解阅读圣经，聚会时间和形式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全方位的为他们进行服务，减轻他们对不能也不平等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困难。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还需要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破解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又出现均衡发展需要的问题。在均衡发展需要的意义上，中国的城镇化，副省级以上的城市也有道义和责任。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城市，有长期释放就业的内在要求，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城镇化的深层症结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太过滞后。中国目前的城市等级形成有历史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政策的原因和大城市利益格局使然。今天的一线大城市所具备的超级“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其实主要是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首先支持的就是副省级以上城市的现代化。
比如，中央政府集全国之力，重点建设北、上、广、深，由此使得这些一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就业机会远远高出其他城市。同样，其他省会城市也是如此的发展逻辑。由此形成了从首都到乡镇的城镇建设发展等级，并进一步生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就业的扭曲：即农民工最应该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就业，这样他们将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这些小城市投资条件太差，没有就业机会，而副省级以上的大城市经济率先发展，就业机会多，但是却拒绝农民工的城市化。中国的副省级以上城市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极，它每年都要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是农民工最集中、也最爱去的城市。农民工一方面参与这些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城市生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城市的很多累、苦、脏工种，比如餐饮、保姆、保洁、农贸市场等，都需要农民工来完成。农民工问题，在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心态也是非常纠结的，他们感觉到外来人口太多，城市太饱和、拥挤，抱有怨言。
相反农民工也认识到自己终究是城市的局外人，也没有在城市生根的打算，随时有回农村老家的准备。在享受改革开放政策带来新生活新观念的第二代农民工，不愿重蹈上一辈被城里人瞧不起的累、苦、脏工种。外来民工真的走了，城市生活又可能陷入瘫痪。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大、中、小城市基本实现均衡发展，是能检验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
将来还会有新的情形涌现出来，我们基督教必须推进城市教会关爱进城务工农民，农村教会关爱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精神和信仰需要。当今教会要不断解放自身的思想，更新观念创新思维，提高认识，以处境化的神学视角来回应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促进中国教会健康的发展。
(作者为江西省基督教两会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