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不是照搬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保持宗教信仰和宗教教义权威性和核心理念不变的同时，学习、吸收和接受传播地对本宗教发展有益的东西，根据当代中国特征做出调适与发展的进步。
在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地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宗教中国化方向性的指引。
一、何谓“中国化”
什么是“中国化”？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宗教界自己也有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笔者认为，所谓“中国化”，是指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保持自身信仰核心的前提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会，或作适当的变通，或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加以改造，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的趋势和倾向，从而使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发源地有所不同，呈现明显的中国特色，呈现出不同时代的进步，这样一个过程，叫中国化。
中国化不是照搬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保持宗教信仰和宗教教义权威性和核心理念不变的同时，学习、吸收和接受传播地对本宗教发展有益的东西，根据当代中国特征做出调适与发展的进步。
宗教中国化的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适应中国政治的情势。中国历史上皇帝主宰一切，至高无上，教权依附于世俗皇权。如果宗教不维护统治者的阶级统治和利益，不顺应统治者的意志和要求，它就难以生存。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三武一宗灭佛”就是例证。新中国建立之后，实行政教分离，政治与宗教之间形成了“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的新型关系，中国的任何宗教都要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没有特权。
其次，要适应中国主流思想文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文化备受推崇，占据了主导地位，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主流思想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外来宗教如果与儒家思想文化相悖而不融，甚至格格不入，便很难为统治者和全社会所接纳。在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中国各宗教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相融通，才能确保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再次，要适应中国社会习俗。宗教与习俗虽然不同，但关系密切。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与民间习俗接触最多，为了便于交往交流，必然学习和吸收民间习俗中的关键部分，以期更好地与普罗大众贴近、相处，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二、宗教中国化成功之启示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冲突、不断融合过程中加入到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形成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中国化历程不尽相同，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佛教向中国文化的学习。佛教进入中国后，在传播形式上以中国原始宗教的道术为媒介，内容上以格义为手段，用老庄的一些言论来进行比附，这是佛教在“六家七宗”以前传播的主要特征。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佛教主要以附属性和改造性为主。
其次，文化冲突与抗争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于家国持相反的态度。儒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必然要排斥佛教。范缜反对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著《神灭论》，就记载了当时文化冲突的情况。
佛教思想在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对抗中，向中国本土文化的妥协、退让直至调适，反而是佛教明智的传播方式。首先，佛教从自身教义与儒家文化思想的共同点上进行诠释。一方面从大量佛典文献中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髓内核，确定出适应中国国情的教义理论和修持方式，另一方面使这些内容同固有的中国文化相融合并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之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其次，借助与儒道的交叉点作为传播桥梁，进行成功的文化进入。
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在中国思想中具有主体地位的儒家以及道家很好地结合，使佛教的中国化内核迅速地建构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
（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和平的经济商务活动和移民迁徙定居进行的。经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与学习之后才逐渐融入中华主体文化体系。
首先，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不断地从外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向中华主流文化的学习与认知的过程。外在形式方面的学习，主要指的是伊斯兰教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方面向中原地区以汉族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学习。例如，伊斯兰教传统古尔邦节被中国有些穆斯林称为“忠孝节”，这已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
其次，伊斯兰教在思想内容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非常明显。例如，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注重仪轨教理的重新改造，主张伊斯兰教与儒家是“一教互补”的关系，使“伊儒相通”的观念渐入人心。伊斯兰教逐步完成了儒学化过程，成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教过程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教过程比较曲折，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对弈、抗衡与相融。
基督宗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初唐之时。时称“大秦景教”或“大秦教”。受佛教影响巨深。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元朝期间，时称“也里可温教”。该教把传教重点放在统治族群蒙古族和色目人身上，而对真正代表中华民族主流的汉族即当时受歧视的所谓汉人和“南人”却忽视了。第三次传播是明末清初。这次传播，一方面受到中国上层抵制，另一方面在传教士内部又产生传教策略上的分歧，引起“礼仪之争”，最终以中国禁教告结束。
传教士总结了经验教训，展开了从外在形式到思想价值方面的传教改革：
首先在外在形式上采取了“徐图缓进”的本土化策略。即初期不急于传教，传教者在语言服饰上注意与中国“一体化”，努力寻求基督宗教与儒家的契合点。从表面上的调整到更深层次的改革，做到基督信仰的根本旨趣、核心价值与中国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特性上的协调来达到顺利传教的目的。例如，通过“礼仪之争”而最终取消了对信徒祭祖、祭孔的禁令。
其次在思想方面，采取了“合儒易佛”的传教策略。利玛窦指出：“儒教是中国固有的最古老的宗教。儒生管理着这个国家。它有大量的典籍，比其他宗教有着大得多的影响力。”他在《天主实义》中说：“吾天主，即华言上帝”。
第四次传播时期是鸦片战争前后。这次传播使基督宗教凭借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并获得立足和发展。伴随中西经济、政治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亦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传教策略是：“孔子加耶稣。”从1869年12月到1870年1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教会新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系统地阐述“孔子加耶稣”的理论。李提摩太、李佳白、丁韪良等一手举圣经，一手捧四书，大力鼓吹耶儒“互相合和”，认为“孔子加耶稣”的公式，有利于宣教传道。
总的看来，由于基督宗教在中国大陆经历了长时间的本土化过程，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可以说已经基本上使得做真正的中国人和做真正的基督信徒不再成为相互排斥的事情了。
（四）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基本路向
从各个宗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看来，可以归纳出几个共同特点的阶段：
第一阶段，外来客位文化向本土主位文化的入门学习；第二阶段，向本土文化妥协、屈尊；第三阶段，在共同文化价值圈中取得本土文化的信任与价值认同；第四阶段，中外文化融合。此阶段相异文化在保持各自特点的前提下，构成融合文化，发挥共同文化价值，从而丰富和缔造多元的中华文化。正如赵紫宸分析基督教融入中国的途径时所说的那样：要使基督教“属于中国人的”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本色化的教会必须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一切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与经验合乎国土国风。”
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路向说明：一方面外来宗教为丰富中华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兼容与包容能力，中华文明的文化先进性与包容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和对其他文化的同化力。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