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出版和印刷的圣经并不是一本公开出版物，所以不能在书店（实体或网络）公开发售，只能到教堂购买。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曾在2011年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作了解答，并称条件成熟时圣经可能从正式渠道出版。
采访中，《问答神州》在提问时指出，目前在中国出版和印刷的圣经并不是一本公开出版物，它没有国际国内统一的出版书号，不能够私自印刷，亦不能在书店公开发售，只有在各地“三自”教会的教堂里面才能够购买到。
王作安回应说：“国外许多人都讲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不在书店里，不是由正式的出版社来出版，不在书店里销售，实际上中国的宗教政策法规没有这方面限制，你看我其他宗教的经典，到书店去里都可以买得到的，那么为什么圣经出现这个情况呢，国外也是疑惑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边我就是说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整个圣经的印刷委托给了中国基督教的两会授权它出版，这是它整个作为一个出版发行也是受益的一方，我们等于是给了它一个特权。”
记者随后问到，“为什么要给这样的特权？”王作安解释到：“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教会不是也得要扶持吗，都比较困难，那个有一些教会特别是基层教会连那个基本活动的经费都没有，非常非常困难的，有的一个月信徒的捐款，有的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它都很难，但是有时候呢，通过那个圣经的渠道一个链条发展下去，能够帮助很多的教会，能够解决一个经费问题。”
“所以还是一个自养的问题？”记者又问到。王作安回应说：“一个自养的问题，我想呢，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说我们跟中国教会商量，等到机会成熟的时候，应该从正式的出版渠道也是有可能的。”
以下是专访视频文字实录全文：
在南美洲有这样一则寓言，讲的是一群人在赶路，突然有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走得太快，把灵魂丢在了后面。有人说，这就恰似现代的中国。
从假医、假药到毒奶粉，从“扶不起”的碰瓷老太，到被汽车碾轧两次、而路人都视若不见的女童小悦悦，人们自问，是不是中国人也走得太快了，把灵魂都抛到了后面？而在舆论大声疾呼“信仰缺失”的同时，事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宗教。中国人到底信仰什么？中国的宗教事业又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采访了局长王作安。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坐落于北京后海的北沿，这里原本是清朝醇亲王的官邸。2009年，王作安升任宗教局局长，搬进了这间办公室。
【随访】
记者：我们还来看一看，您有好多书，都是跟宗教类有关的书，是业务有关？
王作安：对，得学习啊。做这项工作得学习。
记者：有《大藏经》、《中华道藏》。
王作安：这一套书是我们刚刚出版的，《老子集成》。应该说道教是我们国家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且完全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最早的时候，老子都是孔子的老师，影响非常大。
2011年10月23日至25日，世界上最大的道教论坛在中国湖南举行。这次名为“国际道教论坛”的盛会，以“尊道贵德，和谐共生”为主题，汇聚了世界各地五百余位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道教思想的现代启示。论坛的选址就定在道教五岳仙山之一的南岳衡山。
王作安：这个中国三山五岳，这五岳在道教来讲都是仙山，五个仙山，南岳衡山就是其中的一个，它那个地方有着这个悠久的道教的历史，这个道教文化资源也很丰厚，在中国的道教的历史上，应该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呢，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今后你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它那个地方佛教道教可以在一个庙里，住在一块共同管理，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记者：和谐共生。
王作安：和谐共生。这个在其他地方都是少见的，当然过去历史上有一些，但是现在真是不多。
道教教职人员队伍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提起道教，很多人不难想起，一位不久前曾被捧上神坛、又陡然坠入谷底的“神仙”，重庆道长李一。李一是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曾自称弟子三万，信徒无数，被宣传为养生专家、道学大师，具有“水下闭气”、“身体通电”等功法。李一窜红之后，很快有媒体开始对于李一进行质疑。2010年8月，国家宗教局也介入了对李一的调查。
王作安：李一呢实际上后来我们调查结果呢，他过去啊，实际上在没有入道以前，参加过一些活动，包括那个在上海的那个表演啊。实际上他讲的这一些东西都不是道教本身的东西，道教是不讲那些东西的，包括我们道教界人士都讲这个本身不是道教的东西。那么李一呢他自己主动的，他感觉到我这样的情况，对中国的道教的声誉带来了损害，所以他主动要求辞去了这个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据说他现在自己在闭关。
就在国家宗教局展开对李一的调查的同时，王作安公开表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借教敛财、争名逐利、自我吹嘘、弄虚作假等现象。他说，宗教领袖不是靠媒体吹出来的，不是靠名人捧出来的，不要相信一夜成名、一炮走红的神话。
王作安：我在这也实事求是讲，这个从教职人员的队伍，文化素质、信仰素质来讲，我们道教现在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道教教职人员的队伍，这个各方面的素质提高是一个当务之急，所以我说现在道教要真正要发展，要走向世界，恐怕自身的建设要搞好。
记者：您觉得这个道教的教职人员的参差不齐或者是队伍没有办法跟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作安：这个应该说我们跟过去历史还是有关系，真正道教呢实际上从明清以后就开始衰落了，这个后来文革也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呢，后面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人才队伍就出现了断层，后面接不上，接不上，结果现在接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很年轻的，二三十岁，就可以当会长，就可以当方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职人员的培养，这个教育，这就成了我们各个宗教，最紧迫的一个任务，当然对我们宗教局来讲，不是说我要去，宗教局要去给你培养什么教职人员，而是我们希望各个宗教团体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不控制，不知道多少有大佛起来了
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宗教热”，不仅传统的祭祖追宗活动持续升温，更有各地持续扩建教堂、增建寺庙。王作安表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当地旅游和经济的发展，一哄而上、大办宗教的现象亟需治理。
王作安：说句实在话，我们要不控制的话，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大佛起来了，而且都要建最高的，世界之最。
记者：都要创纪录？
王作安：有的坐佛世界之最了，我站佛世界之最，你站佛世界之最，我卧佛世界之最，反正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个风气其实不是太好。
记者：现在他们如果要建大佛的话，是不是要经过宗教局的批准？
王作安：这个大佛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要必须经过国家宗教局审批，这个不经过国家宗教局批准，那是不允许兴建的。对佛教过去赵朴初都有过一个设想，叫五方五佛，五个方面就是佛教重要的一些地方，要有大佛，你说到处建大佛你说也不好，对佛教也不好，包括有些寺庙的恢复，我们也是主张过去历史上，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庙，而且在历史上，佛教史上都很有名，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它们，还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到处，你那个地方也没有多少信徒，或者纯粹就为了推动经济，为了旅游为了赚钱，去建这些庙，建这些大佛，这就不好了。
什么家庭教会，没有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和信仰世界的讨论，似乎从未中断过。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宗教信仰，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答案不一而足，很多数字差别悬殊，特别是对于中国有多少的基督徒这个问题上，更是众说纷纭。
2010年，在国家宗教局主导之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现时有2305万的基督教徒。不过，根据海外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有六千万到一亿的基督徒，只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被政府承认。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要按照规定来办理登记。然而一个公开的事实是，在中国有不少基督教的信徒自发组织、在没有进行合法登记的场所进行聚会，这些教徒的数目不详，他们自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也称之为“地下教会”。
记者：我们曾经知道社科院做了基督教的人口的入户的调查，当时说是大概2300多万，而且有说法是把一些在未经许可的场所进行教会活动的也算在内了，但是也有一个说法说很多的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的广大信众并没有被算入，您怎么看？
王作安：这样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次入户调查呢，在这之前，国际上关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炒得很厉害，高的说达到上亿了，包括美国有一个学者甚至提出了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快要成为基督教的国家，这种说法都有，耸人听闻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到底有多少，其实这个在这之前，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统计，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通过国际上通行的这种非常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去进行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是目前为止抽取样本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程序最严格的一次调查，摸底。那么这次调查摸底，根本就没有分，我本人就不承认什么家庭教会，这个教会没有这个问题，有一些没有登记那是暂时的，不是说是什么家庭教会，我们根本不分那个，而是就是说根据基督教大致的分布来进行抽样，抽样呢，抽到哪一户就是哪一户去，不是说你这一户是，因为你在那个爱国会那边的教会活动的，你这个在，或者是哪个不合法的活动的，没有这个区分，就到你家来就问你，就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信仰基督教，就这个调查。我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跟我们这些年来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这种状态，分析，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说是这个数字可信的，
记者：比较吻合。
王作安：比较吻合的，就这样。基督教的发展速度已经是够快，你像我们原来新中国建立初期才70万，现在2300万，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30年30倍。
中国读了圣经就去信基督教的人不多
为何基督教在中国能够发展如此迅速，《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课题组也试图从信徒的构成上寻找原因。最后的调查结果表示，从性别比例来看，中国女性基督徒约占七成，明显多于男性。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中国半数以上基督徒的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至于信教的主要原因，根据该调查，归因自己或者是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60%以上。
王作安：基督教呢，当然跟其他宗教它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基督教我发现这个活动的方式都很灵活，有时候你比如说在农村，有些农村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晚上，到了晚上，灯一黑没事了，人家基督教你看经常还聚会还唱歌还跳舞，一起帮着做好事，它这个对人是有吸引力，有吸引力。基督教而且特别注重去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好多人说，懂得圣经去信宗教，信基督教的，我说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读了圣经就去信基督教的这样的人不多。大部分是，基督徒看到了基督徒做好事，这个受到感染，慢慢的就接近这个宗教，然后就被这个宗教所吸引，然后最后再去读圣经，增强自己的信仰，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我自己的体会，也像您说的，就是基督教本身有一个特色，他们就是传福音，每个人一定希望你能够得道，所以呢，这就变得传播的幅度会很大？
王作安：这里面就涉及到东西文化的一个区别，实际上这个西方文化这里边，有基督教的因素很多，它这个有一种拯救观，一看到你这个人怎么还没有信上帝，你怎么得救啊那我得来帮助你。我们这个佛道教，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呢，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像我们有时候电影里放的那个，像那个要学那个武功，或者学他的那个什么学问，在雪地里还跪好几天，跪的实在看着心诚了，就收你，这个确实是文化差异很大。
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思想也被带到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代表着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目前，中国全国性的三自爱国组织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合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监管。
【随访】
记者：这个是一个国外的基督教组织发给您的？这有个特别的意义，是我们三自爱国教会的60周年？
王作安：对，她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顺便到我这来拜访我。
记者：她对我们这个三自教会有多少的认识？
王作安：她过去呢，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太熟悉，这次来了以后，应该说认识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她说这次来了我没想到中国成了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一个国家之一，她感到很吃惊，另外呢她也访问一些普通的教徒，看到确实普通教徒得到圣经非常容易。
“中国圣经经共产党审查”都是传言
多数西方媒体在描绘中国的圣经出版市场时，都习惯性地冠以“神秘”二字。
事实上，中国拥有专门印刷圣经的工厂，那里每分钟可以印制23本圣经，年产量达到了1500万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本圣经印刷工厂。而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超过了5500万册，并且每年还在以350万册的速度递增。有评论说，中国这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已经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商。
2010年11月8日，位于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庆祝了自己第八千万册的圣经下线。这家1988年成立的企业，是由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创建，是中国唯一合法大量印刷圣经的公司。
记者：我手上就有一本圣经，国内自己印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扉页，它的印的出版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而且我看它的承印都是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现在是不是只有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承印工作，或者是来管理印刷的工作？
王作安：这样爱德印刷公司，是一个印刷圣经的一个专业公司，这个它印刷圣经是跟，是跟联合圣经工会是合作的，包括各国的圣经工会，它们在纸张，经费上都给予很多的支持，这个专业公司，这个印刷，这个生产量，在国际上是，这个最大的之一，这规模很大的，
记者：那么我们主要的版权是用哪一家的，全部照搬呢还是会有一些删减？
王作安：我们这个版本就是按照这个版本是不能动的，这个全文的。现在外面过去有些传过，说中国圣经啊说是中国政府，这个共产党审查过的，说这里边有一些内容，包括像那个启示录是没有的，是节本，这个都是外面传言，这是我们在圣经事工展各种版本都拿过去了，人家看了包括在香港包括在德国包括在美国我们去展览，人家都是很仔细看的，这个版本到底是什么版本，一看那版本跟它都是一样的嘛。
条件成熟时圣经可能从正式渠道出版
目前在中国出版和印刷的圣经并不是一本公开出版物，它没有国际国内统一的出版书号，不能够私自印刷，亦不能在书店公开发售，只有在各地“三自”教会的教堂里面才能够购买到。
王作安：国外许多人都讲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不在书店里，不是由正式的出版社来出版，不在书店里销售，实际上中国的宗教政策法规没有这方面限制，你看我其他宗教的经典，到书店去里都可以买得到的，那么为什么圣经出现这个情况呢，国外也是疑惑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边我就是说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整个圣经的印刷委托给了中国基督教的两会授权它出版，这是它整个作为一个出版发行也是受益的一方，我们等于是给了它一个特权。
记者：为什么要给它们这样的特权？
王作安：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教会不是也得要扶持吗，都比较困难，那个有一些教会特别是基层教会连那个基本活动的经费都没有，非常非常困难的，有的一个月信徒的捐款，有的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它都很难，但是有时候呢，通过那个圣经的渠道一个链条发展下去，能够帮助很多的教会，能够解决一个经费问题。
记者：所以还是一个自养的问题？
王作安：一个自养的问题，我想呢，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说我们跟中国教会商量，等到机会成熟的时候，应该从正式的出版渠道也是有可能的。
2010年9月，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美国巡回展出。这一展览由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通过展示圣经在中国传播和翻译的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圣经的印刷、出版和发行，展现圣经事工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变化。
王作安：我们就是讲这个圣经是怎么印刷，怎么出版，怎么发行，怎么送到教徒的这个手上，教徒是怎么学习的，就这么一个流程，你比如说，有些山区电都没有，路也不通，我们圣经都是用独轮车推进去的教会，人家信徒拿着煤油灯围在一块读那个圣经，我们就把那煤油灯，独轮车就都拿过去了，这个展览，这美国人都很感兴趣，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他们说过去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印象当中，就是中国的基督徒，手头上是没有圣经的，所以需要我们美国人去帮助他们，要把圣经运到中国去，给他们这个信徒。那么这次办了以后，他们感觉到，这个中国在圣经这个方面，事工是开展的非常好的。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有些报道，但是报道的不多，有些报道讲，看来这个圣经啊过去我们可能有些误解，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中国就有宗教信仰自由，它后面还要来一句。
来自中国内地的圣经事工展在美国展出之后，也激起了美国华人教牧领袖、以及西方基督教团体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评价。有反对者特别举例指出，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因印刷圣经而被判刑，说明在中国并没有印刷圣经、传播信仰的自由。
王作安：外边议论我们有些人，说这个印刷圣经判刑，实际上这里面什么东西，外界有意地把这种目光给你聚焦在印刷圣经，因为我们中国，这是这个书籍图书的印刷出版都是有法律规定的，不是因为它是圣经，而是因为你从事这个非法出版的活动，当然我们就要依法处理，这是很正常的。那么现在外界它就容易把你聚焦到，他印过圣经，所以他抓起来，这个给外界感觉到好像中国是在破坏宗教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说不管你信教的不信教的，你包括马克思选集你去非法印刷也不行啊，你别说圣经啊，一样，在中国你就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去办事，不能去搞那个非法印刷活动。
来源：凤凰卫视。采访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