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春回大地，古老的中华迎来美好发展的机遇，经济得到飞跃，民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这千载难逢的大时代里，中国教会迎来了新生，不少教会纷纷复堂，并在此后得到了复兴。中国教会的重生，都有哪些故事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始，使中华大地迎来了各行业的复苏。宗教界同样如此，随着1978年12月全国宗教会议的召开，将“妥善安排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当时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而在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教会并为此长期祷告的基督徒也对中国教堂的开放报以期待。比如美国前总统、虔诚的基督徒卡特就在1979年初中美建交时，殷切期望中国能够开放教堂、印刷《圣经》。（1）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教堂逐渐开放，广大信徒又回到了“主的圣殿”。尽管北京的米市教堂早在1971年（一说1973年）就对外开放，为文革后第一家。但当时仅供在华外籍人士使用，国人不可进入。而中国教堂真正开放还是1979年的事，首批复堂的教会也基本集中在沿海城市。但在当时也是破天荒的大事，让不少弟兄姐妹感到欢喜，留下了一些感人故事。
1979年4月8日，宁波百年堂在结束礼拜十三年后，迎来了重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间恢复礼拜的教堂。据陈丰盛牧师研究：“当天来自宁波市的两百余位信徒热泪盈眶、齐声颂赞，感恩赞美主。”感人的场景，至今仍深刻在不少宁波基督徒的脑海中。同月，北京米市教堂也对中国信徒开放。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的教堂也在这一时期开放。拥有将近400年历史的宣武门教堂（北京南堂），在1978年就开始供在京的外国人使用。到了1979年4月，中国信徒也获准进入，并于年底祝圣主教。由此中国天主教得以公开活动。
感恩的同时，复堂事工也并非一帆风顺，有些地方就因为教堂使用权的问题而出现了波折。上海是中国近代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不少差会都把机构设在这里，因而市内教堂林立。然而由于文革的原因，教堂都被一些单位占用了。比如怀恩堂成为印刷厂的空间，国际礼拜堂是样板戏的排练场地，沐恩堂则是南京中学的大礼堂。
虽然有政策上的支持，但要回教堂还是有不少阻力的。一个是某些单位负责人的思想尚未转变，另一个则更为棘手，动员他们搬迁后，要如何安置的问题。当时沐恩堂被定为上海第一座开放的教堂，可学校却以学生上课为由，拒绝归还教产。于是曹圣洁等牧者就去跟学校交涉，经过反复沟通，在相互妥协下，得以恢复礼拜。
是年9月2日，沐恩堂迎来了复堂，为上海第一座开放的教堂。一周后，清心堂也重新开放，此后上海各大堂会纷纷恢复活动。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教产也都逐渐回到了教会手中。
在上海沐恩堂复堂的前一个月，有“中华第一圣堂”之称的厦门新街堂迎来了复堂。8月26日这天，不少厦门的信徒历经十三年的等待，终于又回到了主的家中。而坐落于“海上花园”鼓浪屿的三一堂，于当年的10月28日获得重生。此外，杭州鼓楼堂于9月23日复堂。
1979年这些开放礼拜的教堂，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复堂的教会。而到了1980年10月，复堂的教会已达到50多个。此后中国教会迎来了新的发展，信徒数量不断增多，各项事工日益完备，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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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特总统对于中国开放教堂的关注参见《曹圣洁口述历史》一书，P-210页。此外，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也提到此事。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