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在中国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而当前的基督教中国化是旧题新解。说它是旧题新解，因为基督教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旧命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会自立运动以及本色化运动中，中国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们就提出诸如此类的主张。尽管在当时所倡导的基督教中国化不完全等同于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但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个老问题。我们的基督教中国化主张事实上是对于前人主张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在新时代迈出新的一步。在今天重提需要有一个新解释,处境的改变使得基督教可以重新面对一些新问题。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当中，丁光训主教当然功不可没，本文试图通过学习《丁光训文集》，发现丁主教关于基督教中国化政治和神学上的论述。
丁光训主教生于1915年的旧中国一个基督徒家庭，外祖父是圣公会牧师。丁主教在国内接受完成了他的大部分教育，也有过留学美国的经历。早年他从事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工作，先是在国内，然后到加拿大，然后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的国家可说是一穷二白，1951年底，丁光训主教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和国家同呼吸共患难，表现出了一位爱国者的拳拳赤子之心。尽管在文革期间，丁主教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并没有丝毫后悔和怨言，一直支持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丁光训主教自从金陵协和神学院刚刚建立就担任院长，一直到2010年退休。可以说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时他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的最高职务，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发起创建爱德基金会，利用一切海内外资源，建立慈善帮扶基金，帮贫扶困、广行善事，帮助落后的地区，尽上了一个公民的责任。他深爱着这片土地，这个国家。1982年丁主教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修宪委员会委员，对于1982年中国《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条款规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主张应该正面看待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反对鸦片作为宗教的定义。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丁主教仗义执言，为我国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形成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93年丁光训主教从全国教会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专心致力于神学教育和神学思考。1998年，丁主教倡导发起了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使中国教会重新进行神学思考。直到今天，中国教会已经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神学思想。
二、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
如何进行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们进行神学思想的关键。依据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如何承载上帝永恒之道，也就是说基督在中国应是怎样的尘世面容。经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逐步改变了基督教的洋教面目。近年来通过神学思想建设是中国教会逐步认识和反思自我的努力。中国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们所关怀的是基督教在三自爱国运动的框架中不但建立中国教会政治上的自我，更要通过神学思想建设建立中国基督教会神学上的自我。其实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所努力的方向。阚保平牧师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基础是使得中国基督教徒和中国人的身份相认同，和中国文化相认同并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相认同。其实这些问题都曾经是丁光训主教所深切关注的，通过阅读和学习《丁光训文集》，我们可以明白丁光训主教的深谋远虑。通过仔细研读《丁光训文集》中的82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主教的苦心孤诣和高瞻远瞩。使基督教在中国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使教会在思考，丁主教的神学思考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教会对自己所处时代以及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在世基联和日内瓦教会普世中心谈三自运动》一文中，丁主教谈到：“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只要中国人民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期盼人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普世的绝对的主。”同时丁主教认为：如果我们不珍惜我们本国的特性，那么我们就会对普世教会无所贡献。因此民族的才是普世的。丁主教在这篇演讲中，提到了教会的中国化，我们今天倡导基督教中国化，事实上早就在主教的关切之中了。1984年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演讲《三自为何必要？》，丁主教表明：三自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运动，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的特点。他提到在中国，我们的信仰“像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文集第45页）。从这里可见看到，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其实早已进入了丁光训主教视野之中。
对于中国的国家制度，丁主教深表自己的支持和认同，他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寄予期望，虽然在20世纪末，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纷纷解体。但丁主教并未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增加好感。他不希望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转到老路上去。他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地球上最好的政治制度。随着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会表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在《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上帝观》中，丁主教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无神论者呢？丁主教在1979年温哥华一神学院演讲中，以《一个中国基督徒如何看待无神论者》作为题目。在演讲中，丁主教区分了三类不同的无神论者，第一种是：不择手段的无神论者，因为自己承当不起上帝的存在而拒绝上帝的无神论者。这种无神论者实际上就是道德虚无主义者。第二类无神论者是诚实的无神论者，对于上帝问题认真看待，他们是虚无主义者和怀疑论者。第三类无神论者是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的无神论是人道主义的无神论。他们反对不公正的现状，反对剥削和压迫，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类无神论者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格。他们热爱人类，愿意为人类的幸福牺牲自己，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好处，也不追求舒适的生活。他们以同志般的爱爱人民。他们强烈的正义感叫他们容不得不正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丁主教认为这些革命者和改革者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虽然不信仰上帝，但是却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有信仰的人。这些人需要圣灵带领他们进入更深的真理，同时革命者的精神也带给教会清新的空气。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丁主教对于革命的无神论者，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认同。魏克利曾经说：丁主教是一位“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我个人认为非常中肯。
在认同我国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丁主教又没有放弃信仰的立场，在《与金陵同学谈人的终极性问题》中，他写到：社会主义是好的，它正在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理所当然的拥护。但是社会主义解决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进行物质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问题。回答那些终极性问题不在社会主义任务之内。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基督徒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信仰危机”，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也不是由于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摆脱了洋教面貌。这等于把一个重要条件说成根本原因了。有人归功于医病赶鬼，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彼得对耶稣的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永生之道的问题就是终极性的问题，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才会提出终极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回答人类终极的问题。只有宗教才回答，为了保证人民的团结，社会主义并不利用报纸加以探讨，也不必大肆渲染。作为教会领袖，丁主教坚持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带领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发扬基督教教义中的伦理因素，使基督教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这些论述中寄托着丁主教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同时也包含着丁主教对自己所信的基督的坚定不移。
三、丁主教神学管窥
忠于信仰的丁光训主教非常重视神学研究，在《怎样看待教会以外的真善美？》中，他说：“在教会里面，总的来说，研究神学的人是比较开明的，比不研究神学的人要开明，因为神学家需要把自己的论点加以整理，使之合乎理性，他有许多看法不得不比较开明。一个没有神学家的宗教，一定是低级和原始的宗教，不思考问题的宗教，一定是同理性格格不入的宗教。（文集第240页）”丁主教既有坚定的信仰，又具有开放的胸怀。在《爱到底的爱》中，主教说：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几乎没有例外，都不是先被一套教义说服而归向基督的。我们都是首先受到了爱的感动，爱的激励。基督徒首先被世界上最高、最美、最好的爱所感动，意识到自己有亏欠，是罪人，因而甘愿放弃一切接受基督。我们首先是在心灵深处，为基督的爱所吸引，所融化，因而五体投地地归服于基督，投诚于基督。同时丁主教认为，教义当然是重要的，它用一种特殊的语言保护着一个信息，一个福音，就是上帝爱世人的福音（参文集第258页）。信仰起源于感动，而神学则开始于对信仰进行系统的思考。这些表述见证出了一位教会领袖对于自己信仰的思考。始于经历，而不仅仅停留于经历，而是充分运用上帝给予我们的理性和智慧。对信仰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神学本身其实就是“信仰寻求理解”。
（一）爱和公义
对《圣经》的看法是神学思想的关键。丁主教在《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一文中，提到：若干历史的和神学的事实，对中国基督徒的《圣经》观起着重大影响：这些包括：一、儒家代表的人本、伦理的文化的传统，既对宗教抱着宽容态度，有不认为宗教有多么重要。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影响很大。三、中西交流接触被中断，这种隔离没有被完全克服。四、中国教会结束了宗派林立的状态，实现了联合礼拜。五、越来越多中国人逐渐抛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在中国基督徒的心目中，上帝是爱，他既是一位创造之主，又要通过救赎、训诲、圣化使人类成为完全。上帝不是统治一切的凯撒，或是严峻冷酷的道德家，或者自己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推动者。上帝是爱，其公义也是爱的一个方面。
《在澳大利亚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他阐释了上帝是爱这样一个神学命题。他认为上帝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之中显明出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深受极左思潮的祸害。否定法纪的势力践踏了一切好的政策，教会被迫关闭十年以上。文革告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以付诸实施。丁主教把这十年的苦难和灾害看成是母亲生养的苦楚，是为了带出新生命。在饱受文革的斗争哲学之害后，丁主教重新强调上帝是爱，他一直以慈绳爱索引领着我们。他不是一位严厉的工头，而是一位宇宙的爱者。爱是上帝的本质属性。上帝的本质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而是他的爱。上帝就是爱。因为上帝是爱，因此，一切真正的善至终不会失落，它们将得到保全和提高。1986年，丁主教在访问匈牙利教会时，发表了以《上帝是爱》为主题的演讲。他提出，“上帝是爱，这是宇宙中一切事实中最主要的事实。”他告诉我们“上帝既然是爱，我们就能安然，甚至死也为难不了我们。我们对什么也不必发愁。我们能积极投身社会变革的行动，在历史前进运动中起应起的作用，因为有主的爱随时陪伴着我们。”爱如果普及到全人类就是他的公义，公义是上帝爱的延伸。强调爱而没有忽略公平公义，这是丁主教神学的特点。
（二）积极进步的历史观
在《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一文中，丁主教对于未来是充满盼望的，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主教也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受灾难和痛苦，但他认为这些不过是“母亲生产前的阵痛”，因为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当一个妇女要生产的时候，他就忧虑，因为她的时间到了，但当她生出来孩子，那些痛苦就不记得了，因为为世界上生了一个孩子而快乐。有人喜欢说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其实两种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丁主教更喜欢用妇女怀孕生产这个比喻。在阿拉法和俄梅戛之间，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弯弯曲曲的。创造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随时会有挫折。先是多次历史的阵痛，最后出现的将是智慧的、自觉以爱相待的受造者。这就是丁光训主教的历史观。饱受文革之苦的丁主教仍然相信未来，相信理想。心中有光明，就能走出黑暗，有信念，就能看到未来。他在《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中说：“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所谓的历史什么时候结束或怎样结束，但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结束将是爱和恩的最后胜利。爱将陪伴我们的旅程，但是从阿拉法到俄梅戛决不是一条直线。”（文集第87页）在《复活——从憧憬到信念》中，丁主教写到：“不是说社会上、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通过所发生的一切好事、坏事、善事、恶事、美事、丑事、痛苦的事、快乐的事，上帝的爱在起着作用，在引领着一切，接受着一切，改变着一切，使一切变成基督给上帝的供奉。这不但是复活的基督的经历，这也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身的经历。（文集第187页）”
（三）创造与和好的神学
在教义上中国基督教侧重的是爱，而西方侧重的是罪。丁主教的神学是以创造为中心，而不是以救赎为中心，强调一位创造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新中国成立前后，丁主教通过和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交往和接触。他发现这些革命者和建设者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高尚品德，发现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毫不留情的与自己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他发现保罗所说的新人不在教会之中。长期以来教会神学过于强调人的罪性，甚至认为：上帝憎恨人的善甚于憎恨人的恶，因为善更容易迷惑人。面对这些现象，丁光训主教在《宇宙的基督》一文中提到，基督的主宰、关爱普及整个宇宙；基督普及到全人类的主宰以爱为其本质。教会应该宣扬上帝的爱，但上帝的爱与关怀不仅仅局限在教会中。在教会之外也存在真善美。作为一个心怀宽广的基督徒，他认为上帝的关爱不仅仅限于基督徒，那些革命者和建设者也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的爱普及到整个人类，甚至整个所有的创造。宇宙的基督的观念是丁光训主教基于中国实际社会处境的思考。丁主教深深地感受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斗争的哲学曾经是中国的统治哲学。这种哲学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中，当时的教导人不是要爱别人，要怀疑别人可能是敌人，要到处防备和看到阶级斗争在进行中。所以丁主教1994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演讲《向母校汇报》中特别提出：“中国需要爱，上帝是宇宙中的爱者，不是宇宙中的暴君。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在一切其他属性之上。在上帝一直进行中的创造、救赎和圣化的过程中的背后是爱，一个大写的爱。”丁主教的“上帝是爱”的神学主张一方面是要告诉基督徒，上帝的爱是宽广的，他不但爱基督徒，也爱非基督徒。另外他也在向社会宣告，中国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斗争。上帝是爱，爱而不是斗争，应该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在《怎样看待教会之外的真善美？》一文中，对于基督教会之外的真善美，丁主教总结出五种观点，第一种是视而不见，不理不睬。第二种强调善恶两军的对立，强调教外的善都是虚假的，只有在基督教会内部才有真正的善。一切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运动都被统统否定。将文化和基督教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模式。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观点。第三种则认为基督教外的真善美也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灵是一切真理的泉源，我们不应该轻视真理本身。上帝不是一位专对教会事务保持兴趣的超级领袖，他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一切真理的根源。第四种认为，耶稣基督是成全者。全世界各种宗教、文化、科学、艺术都能够体现上帝的启示。但是它们是不完全的。它们等待着成全，而耶稣基督是它们的成全者。第五种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宇宙性，耶稣基督不但有人性、神性，还具有宇宙性。对于这一点,人的智慧无法测度。基督具有先在性，万有藉他而造，他的照管范围是整个宇宙。丁主教思考这些问题一方面是要提醒基督徒当有宽广的胸襟，同时也希望教外的人能够理解基督教的信仰。这样对历史的进步事业有益处。在《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中，丁主教阐述了自己对“因信称义”教义的理解。他认为保罗和马丁·路德倡导因信称义是为了伸张正义，反对黑暗势力，纯洁宗教，简化宗教，为人民争取自由。具有进步意义。而今天狭隘的观念却把因信称义同天堂地狱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会忽略基督教福音的伦理道德内容，使基督徒忘记自己的道德伦理责任。这样的上帝就是一位自私不分是非善恶的上帝，这不符合《圣经》的上帝观。但丁主教又不是基要派所攻击的“不信派”，和普救论者，丁主教仍然相信在基督那里才有永生之道。观点开放的信仰并不是没有信仰，任何人不可以将对真理的理解等同于真理本身。顶住压力，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不怕别人的攻击的人是真以色列人。
（四）相信一位未完成创造过程的上帝
本人认为最能代表丁光训主教系统的思想的文章是《来自解放神学、德日进神学和过程神学的启发》。谈到解放神学，丁主教指出：解放神学强调它是一个入世神学，主张进入世界。他引用古铁雷斯说：“神学的中心不是人死后怎么样，而是人出生后怎么样。”解放神学强调实践，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解放神学家认为上帝偏袒穷人，基督的福音同穷人脱离政治压迫的解放运动是等同的。关于德日进神学，丁主教指出德日进神学并不局限于信与不信的问题，德日进开阔的视野超越了这个问题。德日进让我们看见上帝创造的宏伟目的，和上帝创造事业的整个过程。同时，他认为，整个历史不完全等同于人类的历史。因为整个历史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上帝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努力的历史。上帝自身是一个共同体，是三位一体。上帝是一个团契，一个集体。上帝的创造就是要使宇宙出现人的共同体，或是共同体的人。对于德日进，上帝是父，他的无限全能受到自身爱的制约。基督是宇宙的基督，先在的基督。福音的信息是上帝的爱，是基督的恩典。原罪不是福音，原罪已经伏在基督的原恩之下。过犯不如恩赐，亚当犯罪影响了整个人类，但是基督对整个人类的恩惠胜过了亚当的作用。基督也不仅仅与教会联合，而是充满万有的。上帝的伟大超越了教会，因为，教会之外的真善美也是来自一位美善的上帝。在对过程神学的介绍当中，丁主教深深地相信这样一种观念，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半成品，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要学习和进步，每个人又都是上帝创造过程当中的同工。上帝是爱，我们也在学习爱。爱是我们重要的功课。
四、结语
1998 年，丁光训提出“加强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倡议，神学思想建设作为三自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就是在中国教会实现了主权上自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神学上的自我。中国基督徒不仅仅要有教会主权意识，更要有教会神学意识。因此基督教中国化应该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一个根本方向。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教会改变了在中国政府眼中的形象，不再被看成洋教，而成了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宗教事业。但神学思想并未彻底改变，于是使得中国教会处在“半自主、半寄生”的状态。组织上独立自主了，但是思想还是持守西方的旧神学。通过神学思想建设，我们从思想上努力摆脱西方“洋化”的神学。
通过阅读和学习《丁光训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丁光训主教的爱国情怀和爱教情怀。丁主教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也是一位真诚的基督徒。他的思想中浸透着一位中国基督徒的深刻思考。积极向上的历史乐观主义折射着这位中国基督教领袖的智慧之光。通过阅读和学习《丁光训文集》，我们并不难发现丁主教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学养，在每一篇文章中，丁主教并没有刻意卖弄自己的学问，并不像一些人一样抛开中国教会具体的现实情景，生搬硬套的搬来一些过时的传统文化经典炫耀，其实自己根本是一知半解，况且那些东西对中国教会的建设性意义不大。丁主教并不迷信西方神学，也不迷恋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立足中国的国情教情，采用求真务实的态度，将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元素拿来为我所用。丁主教在文化上融会东西，贯通古今，对于中西文化的熟悉运用和拿捏得当自如实在令我辈深感敬佩和望尘莫及。任何的信仰都是用文化来承载的。文化中有好的因素，也有不好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谁来评判。如何使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达到整体的融合。不管古今还是东西的文化，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吸收、转化、运用，最终为要创建我们自己的神学，使之适应我们的情境。比如在《追悼郑建业主教》中，当社科界流行马克思的一句话：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丁主教深深认同郑建业主教的观点，马克思的这句话不能照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不是德国。因为“在中国，起着同宗教在德国所起的那样作用的，不是宗教，而是几千年之久的封建宗法思想，这才‘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所以批判这个才是批判一切的前提。（文集第484页）”丁主教提醒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也需要批判的继承。基督教遭遇中国文化，必须和中国的文化经历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目前中国教会的中国化建设最需要的是有一套信仰告白、礼仪、规章，然后才可以继续建构。
当今中国基督教要进行基督教中国化，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什么，对于当代的中国基督徒，我们兼有天国子民身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公民享受权利，也承担责任。要对中国的发展承担责任。丁光训主教思想深刻，但其表述又非常深入浅出，易于被人理解和接受。其重要的神学观点如：淡化因信称义，上帝是爱，宇宙的基督，人类是上帝创造过程中的半成品，基督教是一个讲伦理道德的宗教，在教会之外也存在真善美，所有的真善美都有一个美善的源头等等。丁主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三自爱国原则，深深地认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自己的神学思考，坚持同社会、同文化对话。基督教的神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不是空中楼阁，一定是源于实际的教会生活。我们要进行神学思想建设，要进行基督教中国化，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我们中国的国情和教情。一方面，我们应该认真不断深入地研究西方的神学经典，同时不崇洋也不排外，坚持独立的神学思考。立足中国教会现实，放眼普世教会，努力建构自己的神学体系。对于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自身要求，因为基督永恒的真道进入华夏民族一定有其自己的肉身承载。社会文化历史形式是基督真理的肉身，基督的肉身经历了犹太化、希腊化、罗马化、拉丁化。在中国基督的肉身一定是中国式的。我们坚信，将来的中国基督教一定是既体现了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又兼容了中国文化元素的中国宗教。我们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就是要追随丁光训主教的神学思路，高举基督教中国化的旗帜，结合中国文化，立足中国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样的教会一定是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教会，是在中国的社会中彰显基督的荣耀和见证基督美名的教会。
（作者系广东协和神学院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