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悲惨的日子。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些留守南京的国际友人挺身而出，他们与中国人共患难，保护了不少人免遭日军的屠戮，并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以及国人所遭受的苦难。约翰·拉贝先生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约翰·拉贝（John Rabe）于1882年11月生于德国港口城市汉堡。他年轻时闯荡四海，到不少地方行商。1908年，他受德国西门子公司聘用，来到中国工作。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德两国加强了经贸、军事方面的交流，拉贝于是被西门子公司委以重任，成为南京总部的总经理。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尽管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做了英勇的抵抗，打破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战败。日寇遂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攻。

面对兵临城下的局势，留守南京的贝德士、魏特琳、约翰·马吉等等国际友人，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决定效法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做法，在南京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 为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

 当时约翰·拉贝刚从北戴河回到南京，尽管纳粹政府多次要求他回国，但他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对这里的民众怀有真挚的感情。他于是毅然留了下来，与中国人民同舟共济。拉贝在中国工作多年，拥有不少人脉，加上当时德国与日本之间特殊的关系，因此大家选举他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穷凶极恶的鬼子在朝香宫鸠彦（日本皇族）、松井石根等指挥官的纵容甚至命令下，在南京城市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将繁华的南京变为一座“人间地狱”。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共有30万中国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拉贝见证了日军攻破南京后的屠戮行为，比如1937年12月14日，他开车来到市区，发现这里遭到了严重破坏，令人感到吃惊。而且车辆每前进100-200米就会压到被屠杀的中国人尸体。拉贝根据尸体上的弹孔判断，他们是在逃难时，遭到枪杀的。两天后，拉贝开车到工厂视察。当他路过中山北路和城门时，发现到处都是被杀害中国人的尸首，有的甚至堆积成一座小山。而且他从各处传来的枪声判断，日军在到处屠杀中国人。

拉贝所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正好在南京安全区内。他的家里很快挤满了人，总共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他还与贝德士、魏特琳等其他国际友人合作，跟日军斗智斗勇，竭力保护中国难民。他们多次跟日本领事馆交涉，谴责日军的暴行，极力阻止日寇对中国人杀戮。

当时正值寒冬，不少来到安全区的人处于饥寒交迫当中。为了解决广大难民的生活问题，拉贝带领安全区的国际友人，寻求各方援助，四处募集资金，购买了大量的粮食和药品。尤其是由于气候原因，不少难民患上了脚气病。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历尽艰辛，从上海等地购入了能预防脚气病的蚕豆，保障了难民的身体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拉贝为了救济灾民，甚至拿出了自己多年的存款，购买了不少物质。据统计，在南京大屠杀的日日夜夜里，拉贝等十几位外国友人在不足四平米的安全区内，总共救助了25万中国难民。

约翰·拉贝与其他英美人士不同，他是德国纳粹党员，并担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在今天看来，他这个身份确实是个人生污点，但在当时的南京，却是一个“金字招牌”，成为众多中国人的保护伞。

当时他的住宅悬挂着万字旗，由于日本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日军不像对待英美人那样粗暴，在此收敛了许多。而且拉贝也有着比其他外国人更大的活动空间，可以救助更多的中国人。据说，西门子公司内的中国员工，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得以保全的。

 拉贝还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南京城里游走，他也通过这个便利条件，拯救了一些中国人。比如1938年元旦，他看到一个美丽女孩的母亲在他面前跪下，眼泪夺眶而出。这位母亲哀求拉贝，去拯救她的女儿。拉贝走进她们家，看见一个鬼子赤裸地趴一位哭喊救命的少女身上。拉贝义无反顾地上前阻止，要求日本兵立刻停止兽行。由于他是德国人，鬼子只好放弃了奸淫，只下一句‘新年快乐’逃走了。

拉贝的义举，让很多中国人感恩，称他为“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但也使不少日本官员怒不可遏，他们多次要求纳粹政府将他召回。拉贝尽量推延时间，等到南京局势缓和了，才交出安全区主席的位置，回到德国。

约翰·拉贝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他除了救助中国难民外，还将日寇在南京的种种罪行写下来。《拉贝日记》共记录500多个日军暴行，被学术界公认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

时光荏苒，南京大屠杀这场惨剧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但我们不会忘记约翰·拉贝等国际友人在当时的义举，正是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了20多万中国同胞。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