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一部基督教会史既是纯正福音的传播史，也是一部不断抵制异端邪说、匡正祛邪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得到了前所来有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种打着基督教旗号、或从基督教延伸畸变出来的种种异端和邪教也都粉墨登场，非但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文明、和谐与健康，也对整个基督教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历届的基督教全国会议决议中几乎都会提到反对异端、抵制邪教的口号，这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果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在国内影响较大的邪教组织除了少数几个与佛教有关外，绝大多数都与基督教有关，如：呼喊派(李常受)、门徒会(季三保)、全范围教会(徐永泽)、灵灵教(华雪和)、主神教(刘家国)、被立王(吴扬明)、三班仆人派(徐文库)、“全能神”(赵维山)、“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王永民)、新约教会(香港女影星梅绮、洪三期、左坤等)、统一教(美籍朝鲜人文鲜明)等。
以上除了一部分属于国外渗透进来的之外，大部分均属中国“土生土长”的，而且多数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
那么，为什么邪教总爱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或者说，为何这一时期国内的基督教很容易畸变为异端或邪教呢？
一、邪教一般总是依附一个正教产生。基督教教义简明易懂，入世性较强，近年来又是发展最快的宗教，因此它易被利用。
“冒用宗教”是邪教的基本特征，因为凭空去创造一个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困难得多。正常宗教已有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尽管多数人也许只是一知半解，但也耳熟有了铺垫。在此基础上加工、曲解、包装、推销成功的成本较小。相反，若要“原创”一个教义、编造一段貌似能自圆其说的历史及合乎大众逻辑的推论，这对于智商普遍不那么高的邪教头目而言难度太高。
相比于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虽有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和群众基础，但佛道教经典深奥艰涩，普通人望尘莫及，想利用也难抓其一鳞半爪。
近年来虽也偶有从佛教畸变的邪教产生，但相比于它庞大的群众基础这能算是微乎其微；伊斯兰教属于民族性的宗教，在广大汉族地区缺乏接纳的基础。又因伊斯兰教是纯粹的一神论宗教，“独一”信仰让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格神迷信。穆斯林谁都不会神化自己，谁也不会去迷信人。所以邪教在伊斯兰教里找不到滋生的土壤，在穆斯林中间也找不到跟随者。
天主教虽也属于广义基督教，但因其相对较强的教会教义管理系统，邪教所依附和利用的难度较大。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基督教，因其教义简明扼要且信仰生活的“入世性”较强，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近30余年基督教是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证明在急速转型的社会中有较好的“市场需求”。这样，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了。打着基督教招牌或从基督教中畸变而成的邪教(或异端)便粉墨登场，让民众对基督教本身产生了不良的社会错觉。
二、“羊多牧少”、牧养不力的现实以及信众“有奶是娘”式的功利信仰给别有用心的邪教头目以可乘之机。
至今为止，中国基督教会中老年信徒及文化程度偏低者较多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因病信教、遇生活逆境而归顺基督者大有人在，可想而知，信仰素质普遍不会很高。大量“因病信教”、“得饼吃饱”、“有奶是娘”式的信仰认知成为异端邪说培养追随者的肥沃土壤。
由于有许多人是在求其他宗教神祗“不灵”的情况下改信基督教的，实际上是把耶稣视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对他们而言，入“教”是出自于一种比较现实的需要，甚至成了祛病健身的工具、消灾避难的法宝、理气顺心的寄托，基督教只是成了民间信仰的替代品。
这当然也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不同有关，一般说来，西方人重逻辑思辨，遇见宗教信仰，首先会考量其“对不对”或“真不真”？但国人则更多是从“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实用主义思想出发，更多关注的是其“好不好”、“灵不灵”？人们虽然已经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但迷信思想意识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不会因为人归信了基督而立刻去除。相反与基督教某些教义联姻成了“非驴非马”的信仰。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受邪教侵害的多是社会中下层的老百姓。因为在社会转型期，当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他们往往很难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或拥有适用的新技能去应对外在的变动，从而不可避免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面对种种生活危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生活之饱”而非“生命之道”，是现实的关怀而非终极关怀。而邪教那种逢凶化吉的低级功利之信仰追求，恰好迎合了这些群体的需求，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的群众。
与近年来信徒的增速相比，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教职人员远远跟不上信徒发展之需要。至今为止，超过半数的教会讲台仍是义工负责，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可能只上过几天短期的培训班，很难算是较合格的传道员。就看近年来从基督教畸变的异端或邪教而言，它们的创始人几乎都发源于农村，有些甚至是文盲、半文盲，而追随他们的信徒对基督教教义不甚明了，根本无法辨别其宣讲之真伪，故被邪教教主那些空悬着的“馅饼”诱惑，一个个掉入“陷阱”而不自知!
三、基督教内神学思想长期保守、片面甚至走向极端，是构成邪教产生的思想根源。
神学理解上的片面往往造成认识上的误区，认识上的误区往往会产生思想上的混乱，思想上的混乱往往会诱发信仰上的危机，信仰上的危机往往又导致行动上的越轨。
尽管中国基督教早在1958年就走上了以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为宗旨的“联合礼拜”道路，但与之配套的神学思想建设以及教会管理体制未能及时建设，使得一时消极厌世、迷信落后的保守神学思想长期笼罩着中国信徒而得不到根本性纠正。尽管1998年后中国基督教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但真正让成果转化到讲台、进入到基层信众头脑里还有待时日。
迄今不少教会仍然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诸如“爱国”与“爱教”、“属灵”与“属世”、“超世”与“入世”、“今生”与“来世”、“信”与“不信”、“灵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神迹”与“常态”、“听神”与“听人”等五十年代就提出来的神学命题，没能在信徒中形成广泛的正确共识，以致常常让某些思想无端放大，甚至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从片面走向极端，又从极端走向异端。
受蒙骗的那一部分信徒便很可能在宗教狂热的驱动下说出一些歪曲《圣经》原意的话，把一些相对的神学概念做出绝对化理解，把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一些简单化的神学处理，把一些特殊的事例当作常态去应用，甚至逐渐蜕变为非法的邪教组织的成员。(其实圣经中有些话是绝对的，但有些则是相对的，或者说是有时空限制及灵活性的。)
例如：在近年来被我国政府所取缔的邪教组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教会一些“极端”思想派别中产生的，它们大都崇尚封闭而狂热的“灵性生活”或者“苦修”，其骨干分子常危言耸听地宣称“这邪恶的世界”将在某年某月被摧毁，企图利用恐惧感抓住人心，迫使他们蒙蔽“属世”的一切，甘心听命于自己的精神控制。
国际邪教组织、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天父儿女”以及前些年国内已被取缔的“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灵灵教”、“统一教”、“门徒会”、“东方闪电”等，都是从传统宗教内部的极端派蜕变为非法邪教的，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了神秘主义特征和敌视世俗社会的倾向，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极端末日论”的影响。
四、处于“后宗派”时期的中国基督教管理体制相对比较松散，教义的监管性、权威性以及对异端或邪教的敏感性不强，使邪教产生之后得不到及时制止与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历年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教会虽然进入“后宗派”时期，但还没有建立独特的符合中国处境的教会管理体制。结束宗派林立的局面对中国教会无疑具有实在积极意义，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在教义和传统上的自我审查、监督、保护机制。
中国基督教协会为了强调“协和”、“合一”、“尊重”，也是为了多出“新意”面忽视了必要的“法度”。近三十多年教会忙于硬件建设，但教会软件建设尤其是教义的监管和对真理的守望，则显得相对滞后与薄弱。
比如至今也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教会机构来调查研判基督教自身的异端，由于缺乏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和监管机制，中国基督教对异端的认知和敏感度相当迟钝。基督教会公开反对异端，每每要等邪教酿成社会问题之后及在公安部门定性为应打击的邪教之时，这难免被认为是后知后觉，未能为健康的社会发展做好参谋。
目前业已存在并运行的“两会”体系在中国教会发展中起到了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仍然有不少需要完备的地方。不够高效的管理，不够紧密的协作，不够畅通的信息，使得两会框架上的教会管理至少在教义监管上能发挥的影响力有其一定局限性。
《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里面虽有一个“信仰认同”，但也因为过于原则，缺乏一定规范和约束力。因此，中国基督教急需探索与建立既符合中国处境又符合教会传统的包括教义监管在内的教会管理体制。
五、民间对“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心理与基督教对所谓“属灵恩赐”的热衷追捧，使得邪教的“教主崇拜”有了容身之处。
从文化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圣人，企盼救世主。老百姓总是期望好皇帝、大英雄、包青天降临人间来解决人间的不幸和苦难，帮助弱者摆脱苦海，拯救苍生于贫困。邪教大都从传统宗教、意识形态和迷信巫术中汲取不同的内容拼凑成一套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教义体系”，以此蛊惑民众。
封建思想影响的农民习惯于盲从，民间基督徒也有这一特点，信徒对那些“祷告特别灵”、“有属灵恩赐”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尊崇。民间信仰中对“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心理，反映在基督教信徒身上，就是对具有特殊“恩赐”之人的追捧，这种“粉丝”心理结合在邪教中，就产生一种对某些人物神化或半神化的崇拜形式。这种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天然缺乏对邪教的免疫力，这是国内基督教畸变为邪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呼喊派头目李常受自称“活基督”、被立王头目吴扬明自称“惟一真神”、主神教头目刘家国自称“活主神”、灵灵教头目华雪和自称“基督再世”，“东方闪电”头目自称为“女基督”等，他们无疑把自己或让追随者塑造成了被附以超自然力的人物或神的代表。
从圣经上看，基督教应当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现实教会生活中，越是对信仰渴慕的信徒越是对自己“心仪”的“属灵人”“情有独钟”，甚至“五体投地”，而这正是人们认同邪教教主所必备的心理基础。
六、不少私设聚会点活动相对隐蔽，缺乏透明与监管，极易成为异端邪教的温床。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基督教中客观存在一些绝对数字并不算少的与基督教爱国团体没有联系的所谓“体制外教会”(又称“私设聚会点”)，其活动的隐蔽性、分散性使得他们若发生了偏离信仰的言行，就得不到及时的发现与纠正，即使受了迷惑也无组织去监管。他们的这种活动有相对隐蔽、散漫不相统摄、总体水平不高的特点，造成了社会不可能公开监督和规范、内部监督机制薄弱、自我纠错能力欠缺，无疑极易成为异端邪说的摇篮。它那种“隐蔽性”特点正好符合邪教本身具有极强的排斥性、反对社会性、自我封闭性的爱好。
当然，总体上来说，私设聚会点本身不能都等同于异端邪教，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私设聚会点是异端邪教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只是在他们那里，邪教的滋生、畸变或者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说更容易，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近些年来国内不少从基督教畸变为异端邪教的事例中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七、新教主张人人都可以读经，人人对经文有解释权或可从圣经读出“新的亮光”，这就极易可能被某些心存不轨的人利用。
基督教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提出的“人人皆祭司”的思想，在当对反对圣统制的天主教、解放人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新教认为圣经是绝对权威，人人都有出于对上帝的信仰，信徒可以通过圣经与上帝直接沟通，教廷不再是真理的垄断者，人人可以从圣经中获得真理，这对于丰富对圣经的理解无疑有益。但既然人人都对圣经有解释权，使得圣经的理解缺乏客观标准，正如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十个信徒可以对同一处经文有十种不同的领受和“亮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随心所欲地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标榜成最属灵最正确的，一旦赢得一批信众，再想方设法神化自己就可能让信徒顶礼膜拜并引入歧途最后成为邪教。这也解释了基督新教中出的异端邪教远比天主教多的一个原因。
八、基督教神学中的“隐秘性”以及信仰经验中的超理性成分，留给人们思维的空白，给了邪教头目随私意解经的机会。
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由于上帝启示的渐进性以及人们对上帝启示理解的有限性，相对于现世中的人，我们不可能穷尽上帝的真理，有不少神学信条依然有其神圣的“隐秘性”(参申29：29)。上帝的超越性以及信徒信仰经验的超理性部分，每每难以用人的语言、思维可以解读清楚，而这正好又给邪教头目以“自由解释”的空间。
中国传统思维基本特征非概念、非逻辑思维，在认识过程中注重直觉与体悟，对许多教义不太注意从概念逻辑上去分析论证，而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如“三位一体”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核心，但却是一个神学上阐释困难、人的理解力有限的问题。
故此，大凡与基督教有关的邪教，都会利用基督教传统中人们对上帝的虔诚，恶意引导信众相信那些邪教的教主就是上帝的使者或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
如“统一教”教主文鲜明自称是“道成肉身”的神，其妻子是圣灵的本体，与其婚后所生的子女构成“三位一体”。在中国历史上，洪秀全也正是利用这个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他的胞兄.
又如：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末世论”或“基督再临”，也是被邪教利用率最高的信条。
正统末世论只是对世界终极盼望的一种描述，其鲜明特点是，一是末世与现世相关联，种豆得豆，赏善罚恶。二是这一末世时日人不可预料，但邪教利用此教义所宣扬的“世界末日”大都是“只有加入他的队伍才可得救得福”，“几年几月几日世界将毁灭”等蛊惑人心的话来制造浓厚的恐怖气氛，让信者惶惶不可终日。
另外，圣经确实记载了耶稣行的一些神迹奇事，现世信徒也确实有过一些超常的经验。神迹的奇特性、反常性、意外性常给人惊喜和刺激。但如果牧者没有平衡好神迹与平常的关系，为满足信徒好奇心片面高举神迹，使信徒产生“轻真道、重神迹”的偏好，客观上为邪教异端操控底层民众预备了火热的心理基础，邪教教主故弄玄虚的作派，迎合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猎奇心理及其功利性和实用性的需求。
九、基督教自身建设有待加强，普通民众缺乏了解正常宗教知识的合法渠道。
现代化社会的“单向度发展”，对物质的过度追求，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失落和反差。而此时，正统宗教如果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信仰产品，邪教就会利用其中的“商机”，很快推销其劣质的信仰消费品。
因此，扶正才能压邪，既然宗教将长期存在，又是多样化社会中一部分人将长期需求的精神产品，因此，加强正统宗教的扶持与规范，使其健康发展显得特别重要。
有学者指出：“正统宗教是抵制邪教滋生传播的有力武器……现行的五大宗教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邪教就会趁机作乱”。(张祝平：《我国邪教治理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当下建构》)
就日前状况而言，虽然各地在基督教两会带领下竭尽办好教会之力，但基督教离真正“治好、养好、传好”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基督教本身力量的薄弱，是被邪教利用或发生畸变的重要因素。
同时，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乏宗教通识的普及，这使得普通民众对宗教产生陌生、隔膜与神秘感，人们的宗教心理需求与所拥有的宗教知识形成较大反差，以致民众要么对宗教趋之若鹜、盲目追捧，要么神经过敏、退避三舍。
邪教在创建之初一般都不会显露出其真实面目，总是以宗教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其露出庐山真面目以前，缺乏认识宗教和防范邪教基本知识的普通民众是不易将它区分开来的。
正是由于太多的人不知分辨和警惕，不少人误以为自己信的是基督教而不能将邪教抵制在萌芽状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外邪教种类繁多，但各派真正追随的人数并不多，而国内虽然邪教种类并不算太多，但单个邪教的信众规模则远远大于国外，有的多则上百万的原因之一。
十、基督教内一些“复原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不恰当的反映。
有人一反两千年西方基督教传统，废弃所有教义定案、神学传统，主张靠自己的灵意去读圣经、解经，就可以复原出一个“原装正版”的基督教来，这种“复原情结”借以“回到圣经”的口号，很能吸引一些人。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虽然否定了教会的传统，但却确有意无意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联姻，或者根据他的生活经验来读解圣经时——恰恰是离开了真实圣经的意图以及教会正统规范的束缚。
为什么基督教容易滋生或蜕变为邪教?这个问题应当比较复杂。但无论如何，通过以上简单分析，我们应当看到基督教会的责任与应有的担当是什么。
扎扎实实地开展神学思想建设，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人才培训，实实在在地提升广大教牧和义工的信仰素质，殷殷切切地守望“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我相信经过若干年共同努力，国内基督教容易滋生或蜕变邪教的情况必将有极大的改变!
来源：《教材》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