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是近代来华第一位传教士，作为近代宣教的先驱，他做了不少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业，其中文字事工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到1819年，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 1810年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将《新约》译完，并于1814年出版。之后，他与宣教士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21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所以有人又把这个译本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这些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马礼逊认为，作为一名译者，应负有双重任务：其一，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确、熟练的文字，将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达出来。早期翻译《圣经》其中一大难题在于由零开始，要创立一套术语。今天耳熟能详的“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词汇都是来自马礼逊译本，由于马礼逊译本的自身特点及其翻译原则使得它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作为神的话语，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国人得窥神的真理，促进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信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因为出版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马礼逊在翻译和出版《圣经》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翻译。他认为翻译中国经典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他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1812年马礼逊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
为了帮助西方人阅读中文，马礼逊还编写一系列字典及介绍中国的书。在这些书中以《华英字典》最为著名。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在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书名为《字典》。这卷是马礼逊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按汉字笔画分成二百十四个字根排列，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书名为《五车韵府》，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1820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滥觞。《华英字典》除了英、汉文字对照外，还对中国各种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收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的传记资料，仅在“孔”之下，马礼逊就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并对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加以概述。这样就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增添了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在《华英字典》中，马礼逊对中国的学校教育介绍得比较详细，对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都作了考察。《华英字典》对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也涉及不少。其中，马礼逊着墨最多的是天文学。马礼逊给出了中国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称，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举出92个星的名字。关于戏剧，马礼逊追溯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他认为中国的戏剧起源于唐传奇，到宋代时称戏曲。此外，《华英字典》对中国从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当然，《华英字典》也有不足之处。马礼逊因其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局限，有些评论存在不当之处；有些词句的汉译不准确甚至有错误。
除《华英字典》外，马礼逊还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和《广东省土话字汇》等文学著作，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其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有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1818年马礼逊在麻六甲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校是近代宣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招收华侨子弟前来就读，以培养中国的教牧人才。校内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马礼逊曾任该院牧师。1825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56年停办。宣教士在中国办学，为日后创办教会大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事业。
中国最早的刊物是马礼逊于1815年8月5日在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主要是介绍基督教的教义，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马礼逊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1832年，马礼逊又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合作编辑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其影响是广博而深远的，在近代中国的印刷、出版、新闻、传教以至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国近代报刊发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丛报》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为传教士所办，撰稿者也多是宣教士，他们基于宗教与道德的立场，大多对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对鸦片商人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为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辩护。《中国丛报》以其丰富的史料为当时乃至后来治学者所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