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洪洞县隶属临汾市，是晋南名县，因城南“洪崖”、城北“古洞”而得名。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古为杨侯国。古大槐树因明洪武帝全国大移民成为全国唯一以寻根祭祖为主的纪念地，被誉为“天下故乡，华人老家”。戏曲《玉堂春》一句“苏三离了洪洞县”戏文，传唱了几百年，使这个古县更闻名遐迩。
洪洞县基督教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在山西基督教传播历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光绪八年（1883年），平阳府第一位本土牧师席子直（又名胜魔）在范村信徒范洪年家开设天招局；清光绪十二年（1888年）席子直又在城内租了一处房产，作为洪洞县天招局，亦作为洪洞县基督教会。
光绪十三年（1889年）内地会创始人英国牧师戴德生从天津抵达太原，然后从太原经韩侯岭，来到洪洞城内，施行按手礼。光绪十八年（1893年），内地会在山西建立了晋公会，会址办公地点就在洪洞，以该县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中管辖范围，遍及晋南、晋中、晋东南38个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戴德生再次来到洪洞，利用庚子赔款建起了一座可容纳千人的圆顶大礼拜堂一座，房屋109间；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扩大内地会的影响和纪念戴德生内地会、席子直在华北传教的功绩，在县城东北还创办了普润中学，至1941年停办，为内地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一部分优秀学生被送到华北各省神学院深造，成为内地会布道传教的的骨干力量。
清宣统三年（1911年），美籍丁良才牧师在洪洞城内大礼拜堂东侧文庙创建了规模宏大，教学设备齐全的洪洞道学院，直到1942年停办，近三十年先后培养学生近500人。这些都成为后来各地教会的主要牧长，为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奠定了良好基础。
周振基牧师就是这样一位献身这方热土被神大大使用的忠仆，他不仅是洪洞基督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创始人，而且是上世纪山西省基督教界颇有影响的知名人士。跨越百年风云，在历史沧桑中，透过有限的资料，追寻先贤的足迹。
贫寒岁月依靠真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一月二十一日，周振基出生在山西省忻县（现忻州市）奇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周九如务农为生，信仰基督教，全家五口人，有父、母、兄、妹。三岁时母亲不幸病逝；四岁父亲后娶继母，兄妹三人常受继母虐待；8岁时在本村小学读书，后因家境贫寒，上学不到四年，父亲务农收入极低，继母又生了弟妹，被迫停学，回乡务农。但他求学心切，利用闲暇时间自学。13岁时，经人介绍，到本村一家当铺管账，由于聪颖朴实，三年试用期满，正式成为当铺管账先生。由于家境过于贫穷，加之继母虐待难以忍受，18岁时，他辞退当铺差事，悄然离开家庭，独自一人风尘奔波六百余里，南下来到陌生的洪洞县城。
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他想起幼年曾在家乡跟父亲去教堂礼拜过。他偶然看到洪洞也有教堂，人们自由出入参加礼拜，使沦落异乡的他倍感亲切。于是决定在县城住下，白天给一些商店和家庭打短工干零活，晚上栖身在城外农民看菜园的棚子里。每逢星期天便到城内的基督教堂参加礼拜，引起了教会人士的关注。当时的基督教会负责人李永庆，是一位很有远见的牧者，在较长时间里，他暗中观察周振基的的一举一动，希望把他培养成为有前途的传道人。为了让他安居下来，李永庆介绍他到城内西门口一家肉铺里当管账先生。周振基来到肉铺，手脚勤快，办事认真，账目清楚，有条不紊，深得掌柜喜爱。每逢主日，他都要向掌柜请假，去教堂参加礼拜，他灵命渐长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委身装备侍奉恩主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到洪洞已近三年，1921年在教会负责人李永庆的帮助下，周振基婉辞了肉铺的差事，由洪洞基督教会出面保送，他来到基督教洪洞道学院学习，从此开始委身侍奉的学道传道生涯。
当时的洪洞道学院是山西基督教晋公会创办的培养基督教人才的场所。美籍牧师丁良才筹集资金，购买30亩土地，主要建筑有讲堂三座，中式楼一座，西式楼一座，平房107间，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学生大多由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和内蒙萨拉齐等地教会保送。学校优雅的环境，充足的图书资料，循循善诱的师长，为渴求真理装备的他预备了良好条件。他抓住难得的机遇，渴慕学习真道，追求属灵生命长进，西方科学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明，令他大开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两年的学道生涯，由于他谦虚好学，为人忠厚，生活节俭，深受同学尊重，也深得学院老师和负责牧长的器重。1923年，从道学院毕业，他留校当了老师。当时，英籍安道明牧师任院长，曲沃籍名牧杨绍唐牧师任副院长，当时的教师都是基督教晋公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教牧人员。
随着晋公会所辖地区传教事业不断发展，为适应福传形式，晋公会把他从神学院调出，安排到洪洞县基督教会任传道员。他全然顺服，听从派遣，甘心为主奉献，手提装有圣经、赞美诗和教理教义的提包，以满腔热忱，顶烈日，冒严寒，跋山涉水，走遍洪洞县的山山水水，走进山庄卧铺的信徒家中，传播福音，解经布道，看望弟兄姊妹。为了不给信徒增加接待麻烦，每次外出传道或看望信徒，他总是自带干粮，临近村庄，先把吃食吃完，然后才去。有时实在无法推脱，万般无奈，在信徒家里被强留吃饭，他总是一定坚持先付饭费，从不因传道而沾信徒便宜。他的虔诚侍奉和忠心爱主以及良好的行为举止，使他在传道人和信徒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1925年，玉峰山普润中学校舍扩建，原设在城内的基督教小学也随迁到城东玉峰山。当时女孩子受歧视不能上学，为解决她们上学困难，周振基利用小学男校舍，创办了励德女子小学。共分4个班，招收学生40余人。开创了洪洞县女子教育先河。
实施“自治、自养、自传”
1925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纱厂工人顾正红，继而引发了全国各地反帝爱国运动的的“五卅惨案”，基督教内地会上海总会唯恐外国传教士像义和团运动中那样再遭杀害，于是致电全国各地外籍传教士，命火速撤到沿海口岸归国。这样晋公会辖区38个县的外国传教士除英籍传教士夫妇外，全部撤离。洪洞县基督教各项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突如其来的被动局面，深深触动了周振基的心，也使他和教会同工同道深刻意识到：基督教只有自治、自养、自传，真正实现“三自”才有出路。
1928年，内地会中的中国布道人员领袖王民三、程维三、李永庆、张弘道等来自县城和乡村支会的30名长老、执事召开会议，通过会议决议，提倡自治、自养、自传，自立洪洞中华基督教会，推举正在老家忻县（现忻州市）传道的洪洞县传道人周振基为长老，负责管理教会事务。是年，洪洞县基督教会有村支会20处，长老3人，执事5人，传道员5人，村会领袖22人，信徒231人。全县共有教堂7座，房屋达569间之多。
1935年初，经晋公会所属38个县教牧人员选举，周振基开始肩负起晋公会领导重任。5月，周振基召开了晋公会所辖各县教会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根据多年传道体验和感受，大胆提出在晋公会范围内完全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倡议，自治：即教会的事务由中华教徒自己治理；自养：即教会所需经费，由中华教徒自己乐捐；自传：即教会要发展，必须由中华教徒自己传道。周振基牧师的倡议得到了晋公会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响应通过。从此山西基督教晋公会完全实现了自立，实行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
战火中的爱国情怀
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又向晋南一带进犯。1938年2月24日，日军9架飞机轰炸了洪洞县城和周边村庄，将城南涧河上的铁路炸毁一段，该县抗日动员会为保存实力，开始撤离县城。同年2月27日，县城及周边村庄沦为敌占区。
洪洞基督教会，原属内地会，因内地会原系英国基督教的一个差会组织。当时英国保持中立，还未向日军宣战，因而洪洞基督教大院相对还比较安全。周振基为了极力保护洪洞人民的安全，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把教堂及教会小学的校舍，全部开辟为难民逃难所。一时间，外面硝烟弥漫，大礼拜堂和教会小学的校舍里挤满了难民，欲在神家里寻求平安。
1939年5月，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特殊困难时期，周振基又被推选为牧师。他妻子王葆珍是洪洞县淹底乡大孔寨村人，早在1935年在翼城县受洗归主。当时夫妻二人每天都和教会大院的难民朝夕相处，问寒问暖，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王葆珍被难民人亲切地称为“周师娘”。她每天手捧圣经，怀抱难民的孩子，向难民们布道。在国难当头危机四伏的日日夜夜，难民呼喊牧师、师娘的声音在各个角落回响，祈祷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后来有许多难民在避难时期，因着经历神而信靠了神。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军立即封锁了洪洞中华基督教会，洪洞基督教道学院和普润中学被日军侵占，变成了日本侵略者军营。当时周牧师全家和住在教会大院的信徒全部被封锁，祈祷礼拜完全停止。面对此情，周牧师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想方设法，四处奔波，多次找日伪县政府、维持会、宪兵队和日军司令部，要求解除封锁，归还基督教教牧人员和信徒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周牧师向日军面呈历史文件和档案资料，说明自1935年以来，已经和英国内地会差会组织完全分离，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来往，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立教会。经过四个多月的不懈据理力争和频繁交涉，洪洞日本侵略军才将洪洞教会礼拜堂启封，许可洪洞教会作为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由教会，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当年8月13日，阎锡山第二战区丰牧部与日伪警备队、宪兵队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占据了洪洞县城。日伪警备队被改编为晋绥省防军第29团，汉奸队长当上了团长，日伪汉奸宪兵队摇身一变改名为“抗战复兴先锋队”，成为“抗日英雄”。而在抗战期间受尽苦难的基督教信徒，有的以私通八路的罪名被捕入狱。周振基牧师得知信徒被陷害后，多方奔走，设法担保营救，并与河北等地教会联系，确保保释出狱人员安全转移。阎锡山部队占据县城后，大肆修碉堡、挖战壕，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百姓信徒无不期盼早日解放。
1946年7月31日，国民党胡宗南出动6个旅，与南同蒲铁路南段阎锡山部队7万余人，南北呼应，企图围歼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于洪洞、赵城一带。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犯，中央军委决定第四纵队与8月13日，发起夺取洪洞、赵城、霍州、灵石的县城的南同蒲战役。8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三十旅与太岳军分区警卫四团配合，向守卫洪洞县的洪安还乡团发起总攻，经过五个小时激战，歼敌1000余人，一举解放了洪洞县城，周振基牧师欣喜万分，17日凌晨，他带领县城的基督徒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还和信徒一起，打开教堂大门，把礼拜堂和教会大院，清扫的干干净净，迎接解放军驻扎，洪洞基督教会支援解放军拥军爱国行动，受到了部队领导的感谢及赞扬。
时隔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占洪洞。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7年4月24日，驻洪洞国民党部队撤至临汾，洪洞县二次得解放。实行了土地改革，分田分地，人民当家做主。周牧师带领广大基督徒踊跃支援前线。在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即将迎来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周振基牧师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依然果断决定，将中华洪洞基督教会的领导机构，改为委员制，由各位委员共同协商解决教会事务，并分头负责晋公会所属38个县的的工作。教会完全自理，切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他的这一爱国举动，得到了当地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在山西省基督教界影响很大。
当选三自主任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基督教迎来了新生。1950年夏，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中国基督教界的四十位领袖联合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努力途径》的宣言，宣言中提出的两点基本方针：“以最大的努力即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的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
周振基读反复捧读宣言，倍感亲切，字字句句都表达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说出了他长期以来从心底要说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多少年来持之以恒孜孜以求努力践行三自的真实写照。当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宣言》，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行动》为题发表了社论。《三自宣言》和社论，在基督教晋公会所辖38个县的广大地区，得到了以周振基牧师为代表的广大教牧人员和基督徒的热烈响应。
是年下半年，洪洞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周振基当选为主任委员。
嘉言懿行荣耀主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火逼近新中国国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者赴朝作战，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周振基牧师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并立即行动走村串户，四处奔走，动员和带领基督徒积极响应，为支援前线募捐，捐献飞机大炮。，受到了政府嘉奖，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基督徒的爱国热情。
当年年底，周牧师一家从教会搬回自家小院，开始以种田为生，在后坡地耕种三亩水田。他勤于劳作，起早贪黑，吃苦耐劳，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人见人爱。有时地里的菜被人偷去，他从不发怒，人们也没见他像别人一样谩骂，而是心平气和地说：“偷菜的人，一定是没钱买菜吃，就当是我献了爱心了。”他的宽容忍耐，令人感动，和左右邻舍关系非常和睦。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助人为乐，深受乡邻们尊重爱戴，也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1661），信徒们的生活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他经常走村串户，看望弟兄姊妹，热情劝勉鼓励，要全心依靠神，必一无所缺。无论走到哪里 ，都教导教牧人员和信徒：“咱们基督徒越是困难，越要遵纪守法，省吃俭用 ，渡过难关。”他了解信徒家中口粮短缺，常从家中自带干粮接济。他常说：“施必受更为有福。”
1963年12月8日，政协洪洞县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由于周振基牧师多年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重政府政策法规，爱国爱教，坚持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在基督教界和社会上都有很高威望，因而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
1965年9月4日，县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时，他又一次连任县政协委员。在担任委员期间，他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种学习，主动参加声援古巴、越南、巴拿马、刚果（利）和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认真履职，代表教会教牧人员和广大信徒 积极建言献策。同时 积极参加各种学习讨论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尽心履职中，表达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永远跟党走的心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周振基牧师也受到责难和冲击，但他毫无怨言靠主喜乐。
1968年 1月13日，周振基牧师在家中蒙召归天。在世68岁。
（注：本文参阅扈石祥先生编著《洪洞基督教史》1990年版，《山西通志》——第四十六卷《民族宗教志》1997年中华书局版及网络千叶帆文章，深表谢意）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山西的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