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允许外人经商、传教。西方国家的宣教士乃接踵而至。基督教各教派传入宁波基督教(这里是指更正教，或称新教，不包括天主教)最早到达宁波的一名宣教士是荷兰信义会(后转入英国伦敦会)德国人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他来华之初，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鸦片战争开始后，他先后担任英国舰队司令乔治·义律和濮鼎查的翻译。1841年，即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军攻陷宁波，郭随濮鼎查到宁波，担任英国侵略军舟山伪监督和宁波伪知府。
正式到达宁波的各教派宣教士有：
（1） 1843年11月11日，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D、J、Mac Gowan)首来宁波，初在北门佑圣观厢房，继在北门外江边赁房，施医传教。
（2） 1844年6月，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缔(D、B、MeCartee)到达宁波，也在佑圣观内施医传教。
（3） 1845年苏格兰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奥特绥(Aldersey，女)，偕马利姊妹俩来到宁波，开设女塾。
（4） 1855年英国“中国布道会”戴德生(James HudsonTaylor)偕派克及卜尔顿从上海乘帆船横渡杭州湾，经由蟹浦来到宁波，在柳汀街施医传教。后戴脱离该会于1865年创立“中华内地会”。
（5） 1848年5月13月，英国圣公会戈柏(Cobald)、绿赐(Rusell)来到宁波，租屋传教。
（6） 1864年英国偕我公会(后身是圣道会、循道公会)傅氏夫妇及梅氏来到宁波，在竹林巷办学传教。
（7） 1893年英人华以利莎白(女)偕妹华路依并丁姑娘来到宁波，创立“基督徒会”。按华父为英国上议员，华本人与英女王维多利亚系同学。华凭优异的社会关系来宁波独创一会，自封为会督。
（8） 1912年美国妇女倪歌胜(Nettie Nicolas)从上海带四名山东孤儿来宁波，开设孤儿院，定名“伯特利”(Bethel Home)，后加入美国神召会。
（9） 1918年美系基督教青年会在宁波成立。按该会为一无宗派性之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并非为宣教团体。
（10）1928年美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美宣教士伍子乔主持下，在宁波正式成立。按该会主张守礼拜六(安息日)，不同于一般教会守礼拜天。他们并有特殊的饮食习惯。
此外，尚有若干不是由西方差会直接传入的教派：
（11）1935年国人医师王家祥在孝闻街自己家中始设祈祷擘饼聚会。此种形式的教会自称“地方教会”，或“小群”，以后通称“基督徒聚会处”，以反对宗派(指公会组织)相标榜，肇始于英、德、瑞土等国的“弟兄会”。
（12）1947年真耶稣教会在宁波购屋设堂，该会原出美国。
（13）1948年中华宣道会来宁波赁屋布道，该会总部设于美国。另外又有国人自创的教派：
（14）1924年国人任莘畊、楼四海等发起自立会。系脱离原美系浸礼会而成立的。
（15）1948年国人赵世光所创立之“灵粮世界布道会”来宁波，借用基督徒会房屋，开展工作。
以上，除苏格兰长老会及中华内地会已中途兼并不计外，迨解放时，宁波市区共有不同教派十三个。其中保有差会联系的，计英系三个，美系五个。
英美诸国教会在进入中国之初，对宁波殊为重视，故争相派遣宣教士前来建立据点，开展工作。美国长老会总会在纽约开会时，还特地出“如果他处派遣二人，则宁波必须派遣五人”的决定。从1844到1850年的六年中，该会派到宁波的宣教士共达16人之多，足见其重视之一斑。据称原因是：宁波人民性情敦厚，较易化导云云。嗣后各教会以宁波为基地，逐渐向邻县及绍兴、杭州、湖州、金华等地发展。有的还用移民方式推广福音。
各教派活动概况
上述各教派中，以浸礼会(美)、长老会(美)、圣公会(英)、循道会(英)四会创业较早，人事阵容较强，组织力量也较健全。神召会的伯特利，传入虽较晚，但由于其信仰观点上独树一帜，故影响非小。各教会的活动，不外宣教、教育、医药及慈善诸方面。兹略志如次：
宣教方面：
设堂、处、所有：
浸礼会：真神堂(西门)、真神堂(北郊、后归浸会中学)，泉口真神堂（奉化萧王庙）
长老会：府前堂(府桥街)、槐树堂(槐树路)、府前分堂(北大路)、福音研究所(碶闸街)。
圣公会：基督堂(孝闻街)、仁恩堂(县学街)、仁义堂(大庙前)、百年堂(大梁街)、庄桥堂(庄桥镇)。按百年堂系圣公会为纪念在宁波创业百周年而建造者。
循道会：开明讲堂(开明街)、江北堂(江北岸外滩)、江东堂(百丈街)。
内地会：湖桥头堂(柳汀街，1929年毁于火灾，重建后，更名“怀德堂”。后因该会面向内地，宁波工作撤销，并入长老会)。
神召会：伯特利(草马路)、城中堂(后市巷)、天恩堂(仓桥)、锡安堂(西郊)
安息日会：警世堂(和义路)。
基督徒聚会处：和义路。
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堂(县东街)。
自立会：北郊堂(北郊路)、南郊堂(鄞奉路)。
中华宣道会：药行街布道所。
迄解放时，宁波市区，包括庄桥镇在内，共有大小堂、处、所二十二个，教徒三千余人。牧师及传道人员三十余人。
各教派在创业之初，互订有口头的或书面的所谓“睦谊条约”。例如规定：
（1）孝闻街、双池头、白衣巷、李衙桥，为英圣公会界；
（2）城区盐仓门至北门碶桥，为浸礼会界；
（3）江北岸盐仓门渡至浮石亭，为长老会界；
（4）浮石亭至伯特利，转新马路，为西侨散步区。
对乡间，还规定：“凡他会已设有布道区之五里内，不得另设新堂”、“若非预先议妥，虽在工作区之二十里内，也不得推行新事业”。如此“睦谊”，无异划分势力范围。
在宁波的早期宣教士，曾创“罗马字拼音法”，以帮助教徒诵读圣经，无文化的男女教徒，只要学会二十几个字母和拼音法，就能阅读用宁波土话译成的罗马字圣经。许多人还能用罗马拼音写信。
各教会也举办联合性的宣教工作：当环球布道家美籍艾迪(S．Eddy)和龚斯德(S．Jones)来中国各大城市布道时，也来宁波布道。宁波教会还应国民党监狱长之请，每周一次去监狱布道。此外还举行过短期的电台布道。
教育方面：
所设院、校，先后有：
浸会中学(浸礼会办)；
圣模女校(浸礼会办，前身为浸礼会宣教士罗尔梯妻于1863年开设的女校)；
崇信中学(长老会办)；
崇德女校(长老会办。前身之一是1849年开设的“女书房”。在此以前，苏格兰人奥特绥于1845年创设一女塾。1857年本人回国，将女塾并与长老会“女书房”，更名崇德女校)；
崇德中学(长老会办的女子中学)；
三一中学(圣公会办，今第三中学，前身为三一书院)；
斐迪中学(循道会办，前身是斐迪书院)；
华英学校(基督徒会办，分男、女两部)；
甬江女中(浸礼会、长老会合办，稍晚，循道会也加入合作。前身为圣模女校与崇德中学两校。今为第六中学)；
四明中学(浸礼会、长老会合办。由浸会中学与崇信中学合并而成)；
浙东中学(浸礼会、长老会、循道会合办。由四明中学、斐迪中学合并而成。今第四中学)；
三一神道院(圣公会办，专为培养教会传道人才)；
伯特利圣经学校(神召会办，宗旨同上)；
华东圣经学校(灵粮世界布道会办，宗旨同上)；
仁爱女子圣经学校(圣公会办)；
慕义妇女补习学校(浸礼会办，专为成年妇女补习文化而设)；
圣模小学(浸礼会办)；
四明小学(浸礼会办)；
崇信小学(长老会办)；
崇德小学(长老会办)；
三一小学(圣公会办)；
仁德女校(圣公会办)；
斐迪小学(循道会办)；
斐德小学(循道会办，前身是斐德女校)。
医疗方面：
先后有医疗机构如下：
浸会医院(浸礼会办，地点在北门外江边)；
惠爱医局(长老会办，地点在槐树路，后并入余姚惠爱医院)；
仁泽医院（圣公会办，地点在孝闻街，后并入杭州广济医院，即今浙二医院)；
体生医院(循道会办，地点在白沙路，后让与吴莲艇医师接办，更名天生医院)；
华美医院(浸礼会办，前身即浸会医院。附设华美高级护士学校，今第二医院)。
慈善方面(包括服务方面)：
青年会(以提倡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奉基督训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格言，崇尚社会服务)；
安乐家(基督徒会办，地点在张斌桥下茅塘、收容女性孤儿)；
基督教恤孤院(长老会办，院址设西乡高桥。由中国信徒以戒除烟酒所得，发起开办，后由长老会接办)；
伯特利孤儿院(由神召会办)；
伯特利妇女爱养所(由神召会办，收容被遗弃、虐待之妇女)；
基督徒公墓(由六个公会联合举办，地点在北郊范江沿。专为安葬中国教徒之用)；
外国坟山(由宣教士自己管理。地点在白沙路江滨。专为安葬西侨之用)；
此外，抗战胜利后，宣教士汤默思等发起与中国教会负责人及社会人士联合组织“国济救济委员会”在全市开设“难童福利所”七处，由长老会宣教士施明德妻康美理负责。每天半天上课，供应中饭一餐。
回顾与前瞻
按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之由西方传入中国，从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原属正常活动，无可厚非。但回顾往事，有若干方面，有必要在此一提：
(一)基督教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关系
十九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基督教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凭藉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少数宣教士在帝国主义胁逼中国签订的历次不平等条约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一事实，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这样，基督教就有意无意地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按基督教宣扬的是“和平的福音”(按指神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它完全不应该与奴役人、掠夺人的势力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从公元635年第一次传入中国唐朝(时称景教)起，曾先后三次传入，都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无关，同样有所发展。只是因扎根不深，终于随政局的变动而消亡。十九世纪那次是第四次传入。我们相信，不依靠不平等条约，基督教早晚会传入中国的。因此，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深为十九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时的不光彩行径，感到遗憾。
(二)某些宣教士的真面目
作为宣教士，其来华的动机应该是宗教的。但令人抱憾的是，其中一部分人并非如此。这些人并不怀有宗教热忱，而是热衷于政治的。兹举数例于后。
（1） 1844年来到宁波的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不久便担任美国驻宁波的首任领事、上海美国副领事会审委员、邮政局主政以及清廷出使日本钦使的“顾问”等等。成为忠实执行美国政策的代理人。
（2）1850年到达宁波的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他名挂在宁波达二十年之久，但在此期间，他却长期远在北京。他曾参与《中美条约》(1855年)和《辛丑条约》(190l年)的签订工作。在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役中，他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在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中，留下了他那可耻的一页。
此外，宣教士插手教群之间讼事，干涉我国内政的事例，也非罕见，在此不赘。
（3）在教会学校里，阻止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情事同样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五卅惨案”时期，斐迪中学校长英国人裴志腰佩手枪，站在校门口，威胁学生，不得上街参加爱国游行；三一中学阻止学生在国家节日悬升中国国旗，而在英皇登位时，却悬升英国国旗，大事庆祝；甬江女中校长徐美珍命令参加市内学生爱国集会的女生(笔者之姊)登报否认，目的未达，竟扣留她的高中毕业文凭，妨碍了她的前途。这是某些宣教士的帝国主义面目的暴露。
(三)教会学校的“贡献”
教会学校中的英美籍教师宣扬西方生活方式，使不少青年学生产生了亲美、崇美、恐美的奴化思想，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向往西方，不爱祖国。这些人英语熟练，中文则常一窍不通。他们凭藉教会学校的一纸文凭，便可进入海关、邮政，铁路、洋行，赚取高薪。斐迪中学学生袁履登，获英国伦敦履登街教会的奖学金，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毕业后，成为上海工商业界闻人，但在日寇侵占上海时期，沦为汉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除了上述提的一面外，也有另外的一面。这里引用1980年我市第三中学(前身即英圣公会的三一小学)校庆特刊中的一段话：“外国传教士来华兴办学校，当然是为他们的观点和利益服务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随着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输入我国。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学校里，虽受到教会影响，但也曾学到了一些于我们有用的东西……”
解放后，中国基督教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控制、利用，实现了自治、自传、自养，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今天，中国基督教已成为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从而摘掉了“洋教”的帽子，改变了自己的面貌。我国宗教界与国际宗教界的往来，也重新纳入了文化交流的范畴。现在，中国基督教徒，正与全国人民一道，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积极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有信心等主二次再来前，一定还会更加动人、丰富的历史来，见证主的带领，他必定更加祝福自己的教会，在灵程中不停地前进!前进!前进！阿们！
（宁波百年堂范爱侍牧师。本文由浙江宁波奉化区基督教泉口真神堂93岁长老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