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历史上，基督信仰曾经四传中华，分别是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明末耶稣会士以及近代新教传教士。而第四次对华福传，规模最大，影响最深，争议最多。
十八世纪末，英美等国尤其是北美大陆兴起了信仰大复兴的热潮，提高了这些国家基督徒的信仰热诚，海外宣教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加上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提升了西方国家的国力，成为对外宣教的经济基础。因此很多英美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播基督的福音。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中国，拉开了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序幕。而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笔下哪个强盛的东方国度，而是时人龚自珍所描述的“衰世”。而且满清延续着雍正朝以来的禁教政策，马礼逊等传教士无法公开宣教，甚至连学中文都要秘密进行。
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的条件下，马礼逊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带领蔡高、梁发、屈昂等中国人信主，成为第一批新教徒。他为了宣教需要还创办了最早近代最早的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兴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以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这些事工都被近代宣教机构所继承，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马礼逊之后，米怜、麦都思、裨治文、雅裨理、卫三畏、郭实腊等等传教士纷至沓来，新教在此后逐渐成为在华宣教的主流群体。而从200年的时间维度看，目前基督新教成为中国最大的基督徒群体，信徒人数在3800万以上，当年马礼逊等传教士播下的种子，目前已经成为繁密大树。
在此传播福音，开展各种社会事业。中国近代各项科教文卫事工（除了马礼逊等人的文化教育事工外，最早的西医就是伯驾传入的）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事业，都可追溯到新教入华早期。正是他们推动的西风东渐，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因此鸦片战争前，基督新教传教士入华，为百年来中国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当然不可否认，早期来华传教士也是争议最多的群体。当时英国为了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想方设法打开中国大门。他们为了维持贸易平衡，向中国推销鸦片，从而引起了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而英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开端。
来华的传教士都是为了传播福音，与贪婪的殖民者有着本质区别（郭实腊除外）。裨治文等人经常在《中国丛报》上批判、谴责英国商人罪恶的鸦片贸易，裨治文更是对林则徐的禁烟义举大加赞赏。
不过由于满清实行禁教政策，多数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福传，是支持鸦片战争的，并参与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新教发展史上的“原罪”。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是颇具魅力的群体，其荣美与争议一直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一书，就是带领我们了解这一群体的好书。
本书内容上涵盖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新教传教士的宣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都在本书中得到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本书论述精彩，有理有据，可读性强，是一部值得阅读、研究的好书。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