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诸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中，有的是来自社会，有的来自教会内部。如今新教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从一粒芥菜种长成了参天大树。
虽然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充满挑战。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使得外部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动，教会的发展也受到了某种的制约。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的是，教会既是基督的教会，教会的里面既有基督为宝贝，难道我们的教会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吗？如果我们能以不变应万变，又何必担心外部环境的变化呢？
就如人的机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也是同一道理。对于一个身体健壮如牛，免疫力超强的人来说，他可以轻松应对各样的环境，轻松抵御细菌及病毒的侵害。
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基督的教会能否度过各样的难关，关键还是要看她有没有充足的内力。而一个教会有没有充足的内力则取决于其中的信徒们有没有深刻的宗教经验及灵性上的追求了。
一、赵紫宸的诊断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那段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及变迁，教会也面对着极大的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与非基运动的双重压力下，当时的教界开始在教会内部尝试改革的事宜。
一些教会领袖提出了本色化的议题。赵紫宸便是这个议题的重要参与者。然而，与绝大多数倡议本色教会的领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赵紫宸对这个议题有着极为深入的认知。
在赵看来，传统的宗派教会若想要成功转型成本色教会，就绝不可矫揉造作，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强行混合在一起。而是要想办法使中国基督徒浸润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以便从内部获得真实的经验后，再去从文字的层面予以阐发。
按照赵紫宸的判断，中国教会之所以难以进行教会模式上的转变，其根源乃在基督徒们普遍缺乏直入的宗教经验。赵氏批评当时由西教士建立的宗派教会徒有宗教的外表，甚至在祷告上也只是一种没有目标与方向的，极其空洞的“自言自语”。
赵氏认为教会不当将焦点放在教义教规上面，而当集中于耶稣基督的身上，实实在在地跟随他、效法他，并在他里面切实操练好“灵修”。
当时的教会由于开始寻求独立自主自办的路径，有一批基督徒脱离宗派教会，但脱离后的基督徒们“人财两缺”，他们只能借着灵修来充足自己的内力，增强自己的信心，以便借着信心靠主的恩典度过难关。
为了帮助危难中的教会，赵紫宸将焦点转向了借灵修充实教会内力。为了中国的基督徒们能获得直入的宗教经验，他在三十年代初借着在牛津大学进修之际，多次参观并考察了盛行一时的“牛津团体运动”，试图将该团体的做法引入中国教会，以解众信徒的灵性之渴。
二、采取“培灵模式”？或“灵恩路线”？亦或其他？
赵紫宸最终没有将“牛津团体运动”引入中国内地教会。对于广大基层教会来说，由于其普遍受到基要主义的影响，而在信仰方面趋于保守，故此最终所采取的模式乃是“奋兴会”的模式。
在这方面，以宋尚节博士为代表的一批主领奋兴会的传道人为当时乃至今日的中国教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为这种“奋兴会”的模式延续至今。比如在疫情前，大多数的基层教会都有举办培灵聚会的习惯。有的一年一次，有的一年两次。
举办培灵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信徒的圣经知识，而是为了激发信徒的属灵热忱，将他们冷淡的心再一次如火挑旺起来。
不过，随着灵恩运动对中国内地教会的持续性影响，灵恩的模式脱颖而出，在个别地方甚至有取代培灵会的倾向。灵恩运动对某些教会的影响也是主要以聚会的模式出现，一般来说被称之为“特会”。
近年来，笔者觉得灵恩运动的影响似乎有所减弱，因为那种注重感觉的东西确实也难以持久。刚出现的时候，由于一般的信徒不大了解，形式又十分新颖，在那段时间曾产生过较大的震荡。现如今，对灵恩派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影响又似乎转弱了。
现在的问题是，从两年前延续至今的疫情似乎还未让人看到在短期内结束的迹象。疫情的存在终结了所有大型聚会的模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培灵会还是特会都没法举办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该转向哪种模式呢？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似乎只剩下做小组这一种可能了。但小组本身是一个牧养体系。我们若想要透过这个体系来影响人的灵命，则需要好好思考。至少，我们必须弄清楚，做小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然后根据这个主要的目的去运作这个事工。
假设我们做小组的目的是为了以小组事工作为基督徒属灵追求的特定模式，是为了提升基督徒的灵命素养。那么我们的小组事工便应当注重“灵修”，借着小组建立每个组员的“灵修”习惯，使他们逐渐能锻炼出一种“自牧”的能力。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