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精日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与愤慨。而精日的产生其实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否定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的宣传有着密切关系。正是精日分子受到了这些言论的影响，才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做出了为军国主义洗白，伤害民族感情的事。
有些人因此感到疑惑，为何同为二战的发动者，德国与日本竟然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前者真诚地认罪，而后者则是极力洗白。可必须承认，日本国内并非所有人都美化侵略，比如前首相村山富市就在演讲中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国策发生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村山谈话”得到了中韩等国人民的认可以及部分日本人的欢迎。可在日本国内有些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教科书争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举动，引起了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为何日本有些势力在对待二战问题上始终不愿认罪呢？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是想清算裕仁天皇，将这个头号战犯送上审判台的。可是出于对统治日本的需要，他们逐渐认识到，保留天皇制对于占领的重要性，这能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稳定日本人心。加上冷战开始后，日本成为美国战略遏制苏联的重要一环，因此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美国人的青睐。比如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公）就担任了日本首相。恶贯满盈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不仅逃脱审判，更是被美军聘为顾问。
因此，尽管有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谷寿夫、山下奉文等等战犯遭到了惩罚，但他们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一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人逃脱了战争责任，其思想流毒自然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这是日本在认罪态度上消极的重要因素。
而从深层看，则与日本的文化有密切关系。正如《菊与刀》一书所说，日本人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他们其特征是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和社会的舆论。故其行为被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这种文化心理只有荣辱观，而缺乏是非观，一件事不在于是否合理，而在于别人怎么看，即使做错了，只要没有被发现，那么就不用认错。
曾经有位在日本宣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指出，日本是个非常可怕的民族，他见过有个日本人入室杀死了主人，而当凶手在门口遇到死者的家人时，他居然可以非常恭敬地问好，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位传教士笔下的日本人形象，正是耻感文化最好的体现，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们极力掩盖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
而且日本虽然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但有个最大不同就是神道教的信仰。而在近代日本的国家神道中，天皇是神在人间的代表，直到战后才被迫放弃了这种思想。很多日本人觉得为天皇奋斗甚至战死是最崇高的美德，并不存在任何罪恶，因此没有认罪的必要，甚至是可耻的。此外，武士道文化中对于强者的认同以及弱者的蔑视，让一些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是被美国人打败，这点我服。但并没有中韩等国打败，向他们认罪，那是非常耻辱的事。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为二战认罪如此难了。
最后有些受害国的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过于包容。有些日本战犯逃脱审判固然有美国出于战后利益考量的因素，但不可否定的是，有些受害国并未对战犯提出起诉。最为典型的是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冈村宁次，他在蒋介石等人所谓“以德报怨”的腐朽思想作用下，居然被无罪释放，这引起了不少国人的愤慨。
而一些东南亚国家虽然受到了日本侵略，其国民也遭遇了暴行。可其国内有些人却认为日本是“解放者”，带领他们摆脱了西方的殖民，因此对鬼子“充满感激”。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有位印度法官居然荒唐地认为日本战犯无罪了。
同样的问题反观德国，就会发现有很大不同。在战后，掌握德国政坛的主要是基民党与社民党，他们在战前都是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与受害者，对于纳粹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带领国民认识纳粹的罪恶。
但最根本的还是，德国是一个深受基督宗教影响的国家。虽然历史上基督徒同样会犯严重的罪，可当他们认识到错误时，都会立刻向上主忏悔。原罪-认罪-救赎，是基督信仰的重要教义，也是基督徒信仰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德国人来说，认罪不是耻辱，而且是救赎的唯一途径。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受害者对于纳粹战犯的零容忍，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色列，他们从建国开始，就对纳粹分子全球通缉，甚至能不远万里，把刽子手艾希曼抓回国内受审。正是这样的态度，才让纳粹思想得到了更为彻底的清算。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