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宗教信仰观察 老板基督徒崛起

人在饥寒交迫时，首先是要活着，为生存而奋斗。温饱之后，他会问“为什么活着”。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时一贫如洗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也开始从追求物质文明向想往精神文明过度。这些尤其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在获取了巨大物质财富之后，他们开始思考和探寻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也尝试将一个人使命和人生价值观与事业的发展融为一体。

30多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当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时，在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在耶路撒冷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在圣殿山的哭墙边，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王石：“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张邦松最近撰文说，王石的提问似乎代表了某种新的取向，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许，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其意义有可能不亚于答案本身。

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用4句话概括了信仰的真谛：对大自然的心灵感受、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王石并非信徒，他对宗教的探求，或许是他认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复杂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寻的问题的答案。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确定”。现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相关报道，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

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一部分成功的港台企业家、跨国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练，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汇丰银行中国区高管作了如此比喻。把他介绍给记者的某资深猎头对其第一面印象深刻：“当时我们碰巧坐在同一架飞机上，他一直翻阅着案头那本厚厚的英文书《Discipline》。我以为那是一本员工管理类书籍，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专门为基督徒所写的。”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再物质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然而，在旧的信仰被彻底摧毁而新的信仰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如评论家秋风所言的，“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张邦松近日在文章中提到。

江森自控中国区总裁杨薏贜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了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但由于工作压力，他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并且染上了酒瘾。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中的一句话：“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他心头大动，从此皈依。杨薏贜的经历显然并非特例，很多企业家选择宗教信仰，都与商业活动带来的心灵和身体上的压力有关。

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心理体验，但是由于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这种“私人事情”事实上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变成了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商业和信仰的融合，使二者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院高师宁做过一个关于 “天主教企业家的信仰与市场经济中的关系调查”，这个调查发现，虽然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在温州，很多企业的名称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基督徒企业家郑胜涛的神力集团，“神力”，就是精神（上帝的大能与爱）与力量的组合，郑胜涛曾经这样诠释“神力”的涵义。一些企业家的办公室、会客室、餐馆中挂有圣母像、圣经警句条幅等以及和其信仰相关联的东西，同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向与企业有关的人宣布。

“至于他们特别热衷的信仰实践方式，就是一些老板基督徒会在公司、企业的规章制度之外，另外增添一层属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关怀和规范，另设有与圣经、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

温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拥有七八百人的企业里，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这些教徒员工每周末会有组织地到教堂做礼拜，每当遇到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企业还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让教徒们参加。“当然，很多非教徒员工也参加这些活动，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信徒。”蔡小东说。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

被称为“中小企业代言人”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从管理学角度诠释了这种变化在商业领域的意义。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更能够以人为本，比如善待企业的员工，因为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你就要善待别人，真诚地对待人别人。在这一点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区别。此外，他们对手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也会比较善良，就是强调了共生共荣、合作共赢，并不是非要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张邦松在文章《温州老板基督徒调查》提到，温州人被称为 “中国的犹太人”，如果说之前这一比喻更多的被用来形容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的智慧与坚忍，那么，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在温州的勃兴，则让这个称呼变得更加名副其实，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和犹太人一样，信奉同一个上帝。

“温州是受神祝福的地方。”当地一名教士说。从1867年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把福音传入温州之后，温州就已成为中国基督信仰的重镇。在解放前，温州的基督教徒一度达到了7万之众，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基督教信仰一度在温州销声匿迹，但改革开放后，温州基督教信仰开始复兴，并因其深厚的积淀使这一信仰更加盛况空前。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与宗教的复兴相伴随的，是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发展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私人经济部门和宗教开始出现融合迹象，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老板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这一提法是陈村富的创造。2003年，陈村富赴浙江温州调研，他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温州的基督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陈村富这么定义这个群体：他是教徒，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济，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跟现代经济紧密相关。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礼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陈村富说。

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品加工、开个体经销店，少数人成了承包商、批发商、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经理。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他们还是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教会要扩建或者新建教堂，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以及和其他教会的协作交流都要办复杂的申请手续，神父、牧师大多不善于交际，但这些老板基督徒出场往往可以办成。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就是一名典型的老板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诚的信奉者，又是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和温州商会的会长。他在温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老板基督徒数量的增加，温州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家团契（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分享、帮助的集体情谊）。据温州神力教会林朝阳牧师介绍，该教会每月都会有企业家团契，一般会有100多人参加，而这“是温州最小的一个企业家团契”。这些企业家在团契中学习宗教经典，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包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扰。

“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要寻找一种安宁、平静的心，而且在教会里面，跟教徒们在一起，没有生意场上为了利益的你争我斗，没有竞争，没有防备，大家在这里是开放的。”小林鞋材总经理蔡小东说。这种企业家团契既是企业家进行宗教活动的产物，同时又强化了“老板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团契的活跃，正是温州老板基督徒崛起的例证。”张邦松最近撰文说。

著名的社会学家杨凤岗在接受《南风窗》专访时说，近年我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