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聚会是崇拜的聚会，基督教信仰是歌唱的信仰。通过音乐和赞美来传达基督教正统信仰的宣告，进行自我反省与净化。福音本土化，包括圣乐（唱诗）的本色化（处境化），在保罗传扬福音的过程中多有提及，成了一项原则。基督徒在身份上是国民、公民，是特定文化处境中的人。基督教中国化，其中一项重要的议题是圣乐崇拜的中国化。“本色化”，或者说“处境化”（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两化”），就是将圣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当代社会文化相结合的理念和实践，使其更具时代性、相关性和现实意义，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与现实社会对话，圣乐可以更好地为人们提供心灵抚慰和反思机会，同时也能够引导更深地理解和体验信仰的真谛。
基督教必将和正在中国化。上帝也用中华民族各民族语言说话，道出中国人的话。基督教圣乐崇拜也理所当然必将和正在中国化。
一、现象
1.直接吟唱经文有助于经文的记忆和背诵。
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诗歌选本，都有经文诗。典型的，《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颂歌”为很多人喜欢，用唱的方式让很多记忆力减弱的中老年信徒更容易记住。把教义唱进人心，讲述上帝之道。
2.青年人为主的教会（或青年团契）采用的歌曲，更多符合当代年轻人个人主义模式。
结合当代流行音乐元素的“敬拜赞美”热潮，冲击着传统教会固有的圣乐崇拜模式。这在国内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唱诗仪式。不可否认，通用的80年代初首编的、有圣洁的灵歌特质的、清澈空灵的《赞美诗新编》不太受一些年轻人特别是00后的待见。在更“时髦”的、通常年轻人占多数的教会中，所使用的歌词常是肤浅和以自我为中心，有时触及对核心基本教义的误导和乱诠释，随意性较大。需动脑子思考和领受，尤其是像圣经信息这样与世俗有距离的信息，是受年轻人普遍抵触的。圣乐娱乐化在所谓“新新人类”中市场更大。他们成长于商品经济环境，深受娱乐文化的熏陶。采用的多为剔除神圣情感与严肃表达的歌本，由电声乐队伴奏，主角是架子鼓、吉他、贝司之类，风格摇滚、嬉皮。貌似活泼、充满活力，但其功用与流行世俗歌曲大同小异：年轻人在生活竞争压力和人际冷漠的感受下的一种情绪“释放”和平衡。较之传统教会，更容易形成阶层与利益小圈子。
3.人情世故泛滥。
信徒也是人，人有人的缺点和偏好。例如，在安排包括唱诗班这样的事工时，为了摆平和维持表面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中会有些摆不上台面的东西，例如根据亲疏远近、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等来考量。
4.有的教会的唱诗成了表演。
使徒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信中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歌罗西书》3章16节）这原本应该是圣乐和唱诗当有之意。但当信仰和聚会成为某种文化，成为少数信徒表演和炫技的舞台后，圣乐也就脱离了“圣”之轨道。
5.圣乐崇拜容易流入两端。
或者注重形式化、仪表化、程序化，庄重有余，活泼不足；或者陷于轻浮轻佻轻慢，所唱的歌只是将流行的男欢女爱的情歌改头换面一下，会众手舞足蹈、东倒西歪，靡靡之音易产生精神迷幻。
6.圣乐“两化”的苗木扎根、生长在广袤的乡村土壤。
在乡村教会，信徒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当地民歌曲调、地方戏曲音调，自创一些福音歌曲。这让人想起在上世纪前半叶，一些教会的书刊把包括耶稣、十二门徒、使徒们的形象绘画为中国古人的形象，穿着传统的古装，面貌也类似中国人。既然很多信徒对耶稣的形象误认为是金发碧眼的高加索、欧罗巴人种，那同为亚洲人，绘画为华人形象，似乎也未为不可，圣乐所用的曲调结合和融入民族特色，更是情理之中。
二、借鉴
圣乐在教会历史上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周围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从最初的独特形式到逐渐地与当地文化、音乐和习俗传统相融合的过程。在此间，圣乐与本土音乐相互激荡、磨合，落地生根成为本土文化有机的一部分。有关论述，学者们已经梳理得较为详尽，笔者不再赘述与引用。仅大致谈点个人薄陋印象。
（一）横向：他山之石
在起初的亚洲以色列、土耳其，后来的欧洲教会历史中，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这些因素对圣乐的形式和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中世纪的崇拜仪式中，圣乐被广泛用于弘扬教义，通过庄严的音乐和合唱来凸显上帝的威严和荣耀。而在启蒙时代，圣乐开始注重表达个体的情感和体验，更强调个人对上帝的亲近。
1.教堂诗班传统并非源于新约教会，而是在旧约时代。
犹太教时期，诗人大卫王曾在利未人中挑选出4000人进行圣乐专职服侍（参《历代志上》23章5节），其中，有288人是善于歌唱的（参《历代志之上》25章7节）。而早期基督教聚会并无专门唱诗人员。这是教会取得合法地位之后的一种“复古”，或者说是“发明”。
2.现代音乐学院发端于教会的唱诗班。
其记谱法、和声法、音乐理论都与基督教音乐密切相关，有很深的胎记。
3.东西方彼此借鉴。
在位于罗马北边的米兰教会，吸收了东方教会的崇拜传统，使用咏唱赞美诗和交替合唱的形式颂唱诗篇，并创设了独特的“安布罗斯赞美诗体”。
4.有些传统实为创新。
在参观古老教堂过程中，巨大的管风琴往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乐器进入教堂礼拜是个漫长的过程，起初欧洲各教堂的圣乐崇拜讲究纯声乐，禁止使用乐器。
5.所谓“古典”是相对的。
我们所以为的一些“古典圣诗”，创作之初被人认为非主流、异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例如，马丁·路德写的一些圣诗曲调采自当时的啤酒吧流行的“粗野”小调。一些使用了上百年的经典圣诗的曲调正是来自于欧美的乡间民歌。
6.圣乐“两化”在世界各国都有成功先例，这也是全球基督教在各民族中扎根和开花必要走的路。
举例来说：部分黑人灵歌，是“两化”的一个历史悠远的、已成为本土文化有机的一部分的成功样本；约翰·亚当斯的《约翰·亚当斯赞美诗》，是美国建国初期的一部重要的圣诗作品，吸收了许多美国民间音乐和历史元素；加拿大的圣诗，融入和结合了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故事、神话和欧洲移民带来的诗歌形式；日本的基督教音乐，吸收了日本传统音乐、演歌和其他民间音乐的元素；新加坡的基督教音乐，比较注重经文和传统的基督教故事，同时也强调个人和社会的责任；韩国的基督教音乐，融合了韩国的传统音乐、演歌和其他民间音乐元素以及西方的风格；菲律宾的福音音乐，路子类似韩国教会；拉丁美洲的福音音乐，通常融合了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歌词，以及拉丁美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元素；欧洲爱尔兰圣公会的音乐，借鉴了爱尔兰民间音乐、口头诗歌以及凯尔特传统音乐等元素。它们均将不同文化和音乐形式整合到教会音乐中。
（二）竖向：历史之镜
1.任何事物传入中国都不同程度中国化。
这是传统文化基因的无敌强大之处。事实上，从基督教刚传入中国大地时，即已开始其一定意义上的中国化进程。且不说“景教”的教义契合时人的心理诉求，基本被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同化，其文字表达和物理形式包括教堂样式也让人误为是寺庙的一类。因史料阙如，圣乐状况如何不得而知。
2.传入早、信徒少，但圣诗创作有亮点。
一般认为，唐朝时“景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教派。总的来说，9-19世纪的漫长千年中，信徒稀少，有也往往集中在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例如元代蒙古贵族，圣诗的创作总体呈荒漠化。十七世纪的江苏书画家吴渔山，是中国创作赞美古体诗词的第一人。清朝时，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曾写过若干首基督教圣诗，其中《十架歌》质量上乘，至今被有些教会颂唱。
3.圣诗“两化”的开端即借用他者，姿态开放。
就歌词而言，19世纪下半叶刊印的圣诗集，多用北平等地方言，因找不到汉语中对应的词汇，就借用释家的译文和儒道典籍中的习惯用词，有的词汇成了教会的“专有”词语，沿用至今。这与现今普遍与别的宗教隔膜的状况不同。在曲调上，一般沿用原来的西方曲调，吸纳了五线谱法，但也有一些套用地方民歌，将旋律改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五声、和声。
4.语言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传统文化。
明朝时期，传教士积极和中国文化开展对话，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思想传统。现在仍然通用的和合本圣经，就是一些精通中国语文的传教士从外语（非原文）转译而来。他们熟读四书五经，较之当时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极力推崇，保留了半文言成分，语文表达雅俗共赏。文言文，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甚至就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让经文圣乐更显典雅。
5.教会生存环境的宽容与否并不是圣乐创作的关键因素。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之后二十年代的“非基运动”的冲击下，国人基督徒出版的诗集中有了大量的爱国元素。其中，贾玉铭牧师是创作圣诗较多、影响较大的（一生留下500多首圣诗），1931年刊印的《民众圣诗集》之歌词由赵紫宸个人创作。改革开放后，1983年出版的《赞美诗（新编）》沿用至今，仍是教会采用最广泛的，既有两千年来全球最广泛使用的圣诗的译文，也有本土基督徒创作的，本色化浓厚，处境化凸显。
6.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音乐）是应有之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同在北平，燕京大学神学院的老师们，围绕着基督教与传统文化的磨合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辨。例如，赵紫宸教授在《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写道：“基督教在中国，自然不免要与中国文化作丽泽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创造宗教的术语，而借重中国的言词。第二要对中国的哲理伦理作一个去取对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他甚至联想到中国几千年间的循环怪圈，体现了一个中国基督徒老百姓的悲悯情怀，和实现长治久安的理想。在彻底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浪潮中，他们没有附和北京大学激进的、名动全国的老师们，主张要分别对待，要汲取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如孝道等等）。毋庸赘言，其中包含的传统音乐完全可以融入圣乐。
三、思考
1.挖掘整理近代以来“两化”圣乐作品
重新发掘那些被遗忘或失传的圣乐，尤其是当中的我国民族化作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智慧，注入当代音乐元素、语言和表达方式，从而传承基督教圣乐的丰富遗产。
2.风格上融入当代音乐元素
传统的圣乐形式与民歌、流行音乐、摇滚、爵士等当代音乐风格相结合，通过运用节奏、和声、编曲等元素，更好地与当代人的审美趣味相契合。尝试探索通过与舞蹈、戏剧、影视等艺术形式的结合，创造出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圣乐作品。摇滚乐萌蘖于工业化、齿轮化、非人性化和数字化，而圣乐所要表达的，从来都是唤醒和保守人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两者如何达成平衡，是个有待探讨的课题。
3.创作上增强民族文学性
经典（古典）圣诗的语言表达更有韵味，可以类比唐诗宋词意境与底蕴，与当代商业化歌词与打油诗有明显区别。既然歌之，必然诗歌形式较之散文形式更胜一筹。有一定的汉语语文功底，对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圣诗是有助益的。
4.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一些中国人创作的圣诗圣乐被译成别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股支流，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输出。
5.圣乐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功用
语言、音乐的表达源于其思想观念。狭隘、偏执的极端思想没有任何益处。一个多元的、对话的、公平共处的文化环境有利于消弭社会矛盾、阶层之间的戾气和隔膜，是利益最大的公约数。而平和的、中庸的圣乐，通过“两化”路径，在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可以发挥更多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6.与时俱进，线上线下
逐渐采用数字化和网络传播的方式，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在线音乐平台和视频分享网站等渠道。社交需求旺盛和“卷”压力下的年轻人对于现场表演，和音乐会的需求也在增长。建立多样性的“两化”歌曲池，包括传统的圣诗、赞美诗、现代创作的诗歌等，考虑聘请专业的音乐导师或教师，为教众提供专业的培训和指导，包括民族音乐技巧、声乐训练、合唱指导等。探索沉浸式体验，引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教众可以有身临其境的体验。
圣诗，乃道之“肉身”。透过歌唱，信仰寻求理解，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各人的心中找到安歇。我们也许需要更开放的心态，更客观的认识。圣乐的“两化”是基督教中国化命题中有机的一部分。推动圣乐的本色化、处境化，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步伐，能够为中国基督教和广大信徒带来更丰富、更接地气、与时俱进的崇拜体验，并在当代社会中更好地活出基督的爱，从而践行爱国爱教、荣神益人。
笔者仅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基督徒，才疏学浅，若有谬妄之议也在所难免。圣乐的新范式和未来前景，仰赖管理者、教内长辈和专家学者的架构和指引，从而擘画当代中国基督教圣乐共同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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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
[ 2 ]王神荫.赞美诗（新编）史话[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1992
[ 3 ]赞美诗（新编）编辑委员会.赞美诗（新编）[Z].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1983
[ 4 ]陶恕.敬拜的真义.香港：宣道出版社，1998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