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这几年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而基督宗教入华，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篇章。
根据史学家陈垣的划分，基督宗教共有四次入华经历，分别是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明末的天主教以及近代的新教。这不仅让福音得以在华传播，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
一般认为，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是基督宗教入华的开始。景教来到中国后，就在大唐各地传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信徒群体。而景教僧不少掌握医学、天文等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并让一带一路畅通无阻，密切了东西方的联系。来自西方的马可波罗以及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佩鲁贾安德烈等等来到中国，他们所传的天主教以及蒙古贵族中流传的景教，成为当时的也里可温群体（有福人）。而国人拉班扫马更是前往西方传教，成为有史可考最早到达西方的中国人。
大航海时代后，西欧人走向全球。而中国也隆庆开关后，也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此时以利玛窦、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戴进贤等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采取了基督信仰融合中华文化的方式，得到了中国文人乃至帝王的认同，让天主教得以在华扎根。
耶稣会士更是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把天文、地理、数学、农业、音乐、绘画等等知识传入中国，促进了我国的科技进步。同时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中医、戏剧等国粹也随之传播到了西方，直接导致了欧洲中国热的出现。这是中西文化历史一段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历史。
近代时期，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新教正式进入了中国。虽然这被不少学者以及教会人士视为中国教会的“原罪”。但除了少部分传教士之外，参与了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签订外，多数传教士都是带着爱来到中国的，他们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教文卫的发展（麦都思、傅兰雅、嘉约翰、李提摩太、司徒雷登），大力倡导移风易俗（禁烟、禁缠足、禁溺婴），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推手之一。
而近代教会所办的各种学校，也培养了中国一代精英（马相伯、王韬、吴贻芳、林巧稚、马约翰等等），他们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基督宗教四次入华，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之处，但总体上是一副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画卷。
延伸阅读：《中国基督宗教史（635-1949）:一种跨文化视野》
本书是中西学者共同合作撰写中国基督教史的一次尝试，旨在借鉴并融合过去30年所涌现之中西研究方式及成果。通过编年史和专题史两个部分，力图呈现一部可读性、准确性、跨学科性兼备的中国基督教史读本，帮助我们更好地体认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现象。
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在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下回顾基督教自西徂东的历史时，会发现其在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调适过程，其间既有文化的碰撞与激荡，亦有挫败与不适；既有思想的交锋与对立，亦有理解与认同。尽管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限，但却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范例。
基督教中国化证明了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即使基督教与本土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亦能被吸收并演变为中国的基督教，从而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