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前文曾提到在2015年湖州德清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一位社科院的学者在讲座期间透露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是他和他的老师在涮羊肉馆里吃饭的时候想到的。然而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之时，就已经有人正式提出“基督教的中国化”，那人便是赵紫宸。当然，如果我们只将基督教中国化当成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成型的过程，那么早在景教入华时，这个过程便已经开始了。但无论是唐代的景教，还是元代的也里可温，其中国化的历程都还未经历过文化层面的激烈碰撞。直到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随着礼仪之争的出现，基督教开始与中国文化产生强力的交锋。这个时候教中人士才开始有意识地想要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相关联，以便借助基督教的中国化，使基督教能在中国真正扎根。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赵紫宸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主张。

一、基督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基督化

赵紫宸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一文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使中国改善而合于基督教教性，必须使中国实现基督最崇高最伟大的人格，必须使中国人为基督。然其履行此主张之道则在于倡造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与组织；故中国的基督化乃基督教的目的，基督教的中国化乃基督教的方法，方法不一致，不必一致，而所致必一，且必一于基督。故中国的基督化，与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一个运动的两方面，如鸟之左右翼，如车之前后轮，辅行而不悖者也。”

上述引文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赵紫宸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完全是一种宣教学意义上的中国化，是一种宣教的根本策略。对于赵紫宸来说，基督教的中国化完全不是为了让中国将基督教化解掉，不是为了削弱基督教，而是为了让基督教在中国更好地根扎。因为对他来说“基督教的中国化乃是基督教的方法”。如果我们认同林荣洪在赵紫宸研究中所作出的研究成果，认为赵紫宸多年来的努力就是要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处境中寻找出路，而建立起一种“相关神学”的话，那么基督教的中国化就是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建立起某种的关联，以便借助此种关联，使基督教能更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由于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一种方法，所以其方法可以“不一致”，并且也“不必一致”。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直接的答案便是，基督教的中国化是由教会主导的，故此教会可以自由地决定其所使用的方法。此方法的使用乃受制于教会使用此方法所要达成的目的，即中国的基督化。

二、相关的澄清

首先要澄清的是“中国基督化”这一片语。赵紫宸并没有说中国的基督教化是基督教的目的，他乃是说，“中国的基督化乃基督教的目的”。虽然两者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甚为不同。因为中国的基督教化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说让基督教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宗教、甚至是唯一的宗教。我们并不能排除赵紫宸有这个意思，但他这句话主要的意思却不在于此。因为赵紫宸所说的“基督化”乃是指道德精神意义上的基督化。在这篇文章的开始部分，赵紫宸便为“基督”一词做了明确的界定。他说“基督有两义，一是拿撒勒人耶稣的称谓，仅限于耶稣一身；一是耶稣的人格精神，若博爱，若虔信，若牺牲，若纯洁诸种德，充塞于耶稣之内，而亦汹涌激扬于与耶稣同志者的心中”。故此，在这里，赵紫宸所说的基督乃是指“精神的基督”。赵紫宸之所以觉得基督教信仰传布在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能实现基督伟大的人格，不仅仅是由于早期赵氏的神学立场还处于自由主义倾向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实现基督的伟大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寻的道德理想。只是赵紫宸更进一步认为这种道德理想的广泛实现就是文化的发展，就是地上的天国。

其次要澄清的是赵紫宸所宣称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具体内涵。虽然在赵的眼中，基督教中国化是达成中国基督化的方法，但亦有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便是“倡造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与组织”。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应当聚焦于中国所需要的思想与组织。比如中国所需要的是解放人格的思想，那么基督教信仰是否能给国人提供这方面的精神性需求呢？又比如中国所需要的组织是一种简单的、平等的、又富有合一性质的组织，那么基督教信仰能否为中国教会或中国社会提供这样的组织呢？总之，在赵紫宸的理解中，基督教中国化乃意味着基督教必须能供应中国社会精神及组织方面的需求，只有这样，中国的同胞们才会感受到基督教信仰所带给他们的正能量，从而达到使中国人实现基督，即使中国基督化的目的。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