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多家媒体综合报道，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强制引产7月胎儿事件在7月10日落下帷幕：事件当事人邓吉元先生应家中老母强烈要求，为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当地政府“和解”，接受了政府“给予的生活补助”7.06万元。这一结局再次引发众议纷纷。

此前邓家因无法缴纳4万元超生罚款而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强制引产已然7月大的胎儿，导致举世公愤。毕竟生命无价，作为人民之公仆却如此残忍扼杀将生之婴孩实为世人所不齿。

我国在一直以来亦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历来为颇受争议，虽然这一基本国策之初衷乃是为了提高人口之质量，所倡导的乃是“优生优育”。然而，在经济至上的当下社会，现实中有关公务人员在推行这一基本国策之时，时有偏颇不当之处，单以超生罚款这种做法来看，笔者曾就此向十六对夫妇询问，竟无一人知晓罚款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罚款是为了出生的孩子缴纳的“社会抚养费”。诚然，这只是极小范围内的调查，并不能证明什么普遍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也令人反思一个看得见的事实：倾家荡产的缴纳了超生罚款，为何自家的孩子来到这个世上，还是不能享受到与其他孩子同等之待遇？

实不相瞒，笔者本人便是一位因着“超生”才得以来到世上的人。所以我在农村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曾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的原副教授杨支柱先生说过：“计划生育是谋小康家庭的财，害贫寒家庭的命，但对富人是毫无办法的，因为富人可以选择境外生子，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是只纸老虎。”笔者对此是深有体会。

此前因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香港生育第二胎事件，受到陕西省计生委的调查，似要向田亮夫妇收取数百万之超生罚款，一时倍受舆论关注。当时有人就对“超生罚款”（不过此处必须声明，现在“超生罚款”这种说法只在民间流传，正式的说法应该是“社会抚养费”，国家计生委对此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之去向与用途提出质疑：中国每年被征收的“超生罚款”超过200亿，到底用途为何？

如今，因着陕西计生委强制引产7月胎儿事件，这一问题再次为舆论所关注。笔者非专事研究计生问题者，况且自身也是计划外超生之人，故而不便发表看法，以免被人误以为借言论自由而私情发泄不满。但如今在国家倡导公开透明执政这一大政方针之指导下，余亦切盼能对此知晓一二。

民之所愿而上下通行，如此方能推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之积极发展。唯独发展，才是解决一切现实问题是良药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