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建校60周年、华南理工大学建校60周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60周年、东北林业大学建校60周年……2012年，中国的大学普遍迎来60周年校庆。

随着众多高校60周年校庆的相继举办，1952年的那次院系大调整再度进入人们的视听。但不同之处在于，这是60年之后。60年间，教育伴随国家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育的变化可以简单地用以下这些数字来说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经历了一共38年的民国时期，38年间大学生总数是25.5万人，平均每年毕业大学生不到7000人。2011年高校大学毕业生数量超过650万人，和7000人相比，翻了900多倍，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走向了大众化。

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是好事，如果教育的规模发展和其质量相称，规模大就意味着顶尖的创新人才也培养得越来越多。

但目前我国大师级的人才太少已经事实，几乎都已在古稀之上。已逝者冰心、费孝通、马相伯，健在者杨绛……如果研究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这些大师，他们的学校分布，可以发现找不出最近几十年的人，找不到近60年来高校教育出来的大师。

规模越来越大，大师级的人才应该越来越多才是。如果按照比例，现在的教育规模比民国时期增长了900倍，现在培养的大师规模也应该是过去的900倍，才是按比例发展了。但现在不仅是900倍，连达到当时的大师规模都很难。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之后不断的横向移植，便造成了现在的体系。那么，1952年之前的大学是怎样的结构，何以在相较现在而言的小规模之下培养出众多的大师？

到抗战之前，中国一共有108所各类高校。其中民国时期的20余所教会是中国高等教育举足轻重的力量。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辐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

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 先。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 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培养了很多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除此之外， 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很多名牌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圣约翰是提前全面以英语授课，首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英语教习之先河。1886年卜舫济长校后，将英语教学列为各科之首，并于1892年添设正馆；教授大学本 科课程。1896年学校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对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如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可以说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教会大学只在香港和国外才有，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学大学，则相当陌生。而实际上，在整个20实际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的人数，学生的成材率，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

“大学的源头在教会。”近日，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撰文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跟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大学的起源、字源细述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的大学制度，现在广泛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大学的源头在教会》

既然大学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位等级制度等等，源起西欧中世纪，无法也不可忽略的基督教会，那么，现代的高等教育制度想要培养高素质人才甚至将来的大师，就不能一味看发展需求而“锻造”建设工具；对比现在于民国时期的大学建制，对比中西方大学教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