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苦难，最能显示一个民族的性情与特征。一九四二年，河南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可没有几个河南人知道这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遗忘。直到作家刘震云在当年亲历此难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所写报道和书籍的帮助下把这段历史钩沉出来，又直到冯小刚导演以日志般的形式将之真实地展现于银幕。
其实，中国人是一个重视记忆的民族，中国最发达的就是史书与史学，不说《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传世之作，就是野史稗官也汗牛充栋。可为什么唯独对苦难却讳莫如深，不愿回顾呢？我想：这也许是民族疗伤自愈的一种方式吧？可如何不通过反省与反思知道伤在何处？痛在哪里？根源是什么？又怎能够避免再遭灭顶之灾呢？
遗忘在苦难发生的当时表现为冷漠与无视。政府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的胜负和地盘的争夺，对民众的生死多少有些隔膜。不说远方的河南了，就是近在陪都重庆，为了欢送某重要外宾，居然置民众于敌机轰炸危险之下，反复排练，致使多人遇难，最后还欢送依旧，只是惨状被挡住了。蒋鼎文所代表的军方则是只管执行上级命令，不仅不体恤三千万民众的饥肠辘辘，还要雪上加霜，征收三千万斤军粮。地方官吏也都是只顾部门利益，对灾民的惨状缺乏切肤之痛，对于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如杯水车薪般的救济粮还争抢不已，更不必说那些借机发国难财的人了。李培基还是官员中比较忠厚有良心的，可是在他飞抵重庆准备向委员长面陈真相时，也因为周遭的气氛和自身的软弱而不敢开口。这是岸上之人的态度，那么，处于苦难之中的人们又如何呢？老东家粮食满仓，却不愿赈济乡里乡亲；少东家干脆趁火打劫，要强奸前来借点粮食的花枝。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国军士兵把前来讨要毛驴的瞎鹿不假思索地一家伙就将他的头拍到滚烫的热锅里。人与驴在他眼中根本都无所区别。对生命的亵渎呀！
冷漠与无视源于自私与狭隘。人人只顾自己，对别人的死活自然不甚关心；大家只看到眼前，也就不管民族与国家，更无论灵魂与死后了。栓柱传信回来说过兵了，大家想到的不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而是立即操家伙，为了一点点粮食物品而彼此厮杀。本来想多活几天，没料到立时丧命。混乱之际，瞎鹿不救身受重创的少东家反而咒他去死，以泄私愤，毫无宽恕与怜悯；逃亡路上，伙夫老马借难民巡回法庭来搜刮钱财，鱼肉百姓，一点也不手软；而遇到更强的，他又只有俯首听命，不敢多言。敌机的疯狂轰炸刚刚过去，幸存的军民不是互相扶助，共度艰难，而是军人以强凌弱，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幸存的数千人千辛万苦到达潼关，却遭到陕西驻军机枪拦阻，不准入境。不管士兵百姓，河南陕西，家乡路途，到处都是遵循丛林原则，弱肉强食；自己刚刚被欺负，转身又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瞎鹿如此，老东家也不能幸免。他带着瞎鹿、栓柱去偷驴，结果驴没偷着，瞎鹿却把命送上了。这也是报应呀！少东家的罪不该死，白修德的驴也不应偷呀！神“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32：19）
也不能说在这场苦难中，中国人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善良，只是这一点点的善良依旧产生在自私的底色上。老东家看到瞎鹿因要给老母亲抓药而被迫买女儿，夫妻二人打成一片，他就从自家粮食口袋里舀了一碗米给他们，可看到周围人都睁大眼睛盯着，就又抹回去了一些米，临了还叮嘱瞎鹿将来回去后一定记得还。粮食财物被炸飞后，他又后悔当初没有多借一点，因为这样以来，损失就算瞎鹿一家的了。反过来，瞎鹿一家后来对老东家的照顾也夹杂着报复的快感，如花枝所说：看着他们家也有求我们的时候，心里解气。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互相嫉妒与比较中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与幸福。原小说作者刘震云讲了在灾难后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中国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深重的苦难面前，每个人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活下去？如何比别人多活几天？而不是去思考苦难为什么而来？怎样才能止住？真正关注中国人的苦难并愿意前来救助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等人。他奋不顾身前往灾区调查与记录真相，又多方努力报告给最高元首，并且通过报刊告知广大民众，促使政府对河南灾民予以救济。当然，在历史的真实中，他有英国同行与共，也得到了神父的帮助。在中国人中，惟一的亮点是年轻神父安西满。在危难之际，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摩西，把自己的同胞带到安全福乐之地。一路上，他不辞劳苦抚慰濒死者，传福音给活着的人。他是在中国影视中第一次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基督宗教神职人员。遗憾的是，编导者并不真正相信神，这个神父也只是他们所理解的。所以，小安神父的努力收效甚微。路途上，即使他反复祷告，饿死的梁财主还是死不瞑目。空袭中，尽管他用《圣经》去堵女孩迸血的胸口，可不仅不能救她，连《圣经》也被炸成碎片乱飞，要不是瞎鹿相救，他自己也要殒命。当他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与死亡后，他自己的信仰也产生了动摇，他没再坚守岗位，而是跑回教堂疗伤。他问外国神父：“这一切都是上帝干的吗？”外国神父说“是魔鬼干的”。他进而再问：“如果上帝打不过魔鬼，我们信他干嘛？”接着他还说：“魔鬼入了我的心”。这其实也是编导所理解的信仰：信仰一定是在现实中发生实际功用的。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就是：神一定是灵的，灵验的。若不灵验，那就不是神，那就没有神。小安神父的话仿佛是编导在替中国人代言：上帝不能胜过魔鬼，不能止息苦难，中国人不必不能信他。
可是，果真如此吗？非也。苦难之所以发生，主要确实如安神父所言是魔鬼入了人的心，人心中的罪恶发出来就造成了苦难。当然，神也允许了这一切的发生。这不是说神不爱中国人，而是神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要叫中国人悔改。“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约伯记》36：15-15）当年，神面对屡次顽梗悖逆他的以色列人采用了使他们亡国流离的严厉手段，最后，他们终于哭泣悔改，“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利米书》31：18-19）于是，神的慈爱重新临到他们：“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耶利米书》31：20）“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饫；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 （《耶利米书》31：22-24）
其实，从老东家个人的遭际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心意。老东家仓廪充实，富甲一方。逃难开始时，他对栓柱说：“别人是逃荒，我们只是躲灾。”财富成为他认识神的障碍，正如耶稣所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于是，在日机轰炸中，神拿走了他的财富，转瞬之间，他不但一无所有成为一个普通灾民，而且还要俯身来求瞎鹿让怀孕的儿媳搭人力车。土地是他的重新发家的基础，神也没让他在陕西呆下来。祖宗牌位是他的偶像，神也借着挤火车把它拿走了。儿孙是他的命根子，土匪扎死了他那不太争气的儿子，最后，孙子也被他自己闷死了。可以说，至此，他的道路全断了，希望全没了。按照传统中国人的思维，只有死路一条了。当时他自己确实也是这种想法，他回答继续前往陕西的难民说：“陕西有活路，我没活路了。”可是，当他看到那个在母亲尸体前哭泣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孩时，他内心的责任感重新被唤起，他的生命力也开始恢复，于是，他带上小女孩顽强地活了下来。这是中国式的生存，但不是真正意义的救赎。编导能够做到这一步——突破血缘家庭观念而对陌生人有一种，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他与主人公一样，都还没有接受那永恒的恩典——神子及其救赎。
可以说，神对中国人的心意一如当年他对以色列人，只是中国人没有明白，更没有悔改。中国人所选择的是以幽默来自嘲，而更多的是遗忘，彻底的遗忘：三百万人的饿死，居然没有留下深刻印记。如此一来，苦难就失去了意义，成为了徒然。一切又重新开始，进入历史的循环。果然，不到二十年，可怕的饥荒再次临到河南人、中国人。河南人啊！中国人啊！“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加拉太书》3：4）还要吃多少苦遭多少难才能真正醒过来呢？
片末，响起了小敏作词的赞美诗《生命的河》：“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底的忧伤，全都洒落。”分明是熟悉的歌词，却谱上了不熟悉的旋律，一下子真还没有听出来。可不管怎样，但愿这是新一代中国人真诚的感受与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