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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年离婚人数激增 探讨家庭稳定的出路何在?

中国今年离婚人数激增,民政部28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离婚对数同比增加27.7万对,离婚率将再创新高。我国离婚率已经连涨30多年,近年来更是呈直线上升趋势。

而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性格不合”是导致离婚的首要原因,过半的人声称自己离婚是因为和对方性格不合。对这份调查的分析称,“性格不合”很难用实际事件来形容,可能是遮盖真实离婚原因的借口,也未必是导致离婚的根本原因。不过,与“性格不合”相关的现象的确存在于日常的夫妻生活之中,例如夫妻间无休止地为了琐事吵架就是最好的例证。

此外,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对社会的影响也极为直接,而社会也以相似的方式时时刻刻影响着家庭的稳定。其中一个极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婚外情”现象的“普及”。例如最近网络热点之一的重庆贪官落马事件,就与婚外情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几乎所有的贪污案件都会与此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对于婚姻,年轻人有着相当的热情和美好的盼望,而中年人则有着过多的遗憾,甚至极大的失落。婚姻涉及到家庭,家庭又会涉及到后代和社会,这种种的问题最后必然穿成一串,把社会上单个的家庭一一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极大的链条。而这个大大的链条一旦有一环破裂,整个链条都可能被破坏;何况,实际上,我们的家庭大多数都存在破口,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健康发展下去呢?

高居不下的离婚率,必然给家庭、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此,无论从单个家庭层面来讲,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谈,探讨家庭稳定的出路,已经成为我国,乃至整个世界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对此现象,基督教会希望也正在进行着努力。事实上,尽管基督教不支持,并且明确反对离婚,然而,因着种种原因,在我国基督教会内部,离婚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与社会相比,并没有明显不同。即使有所降低,但是夫妻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夫妻的矛盾并无太多差别;而亲子关系,以及与长辈的关系,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在本文中一一赘述。)

然而,笔者在此仍需加上下面的话。尽管教会信徒的婚姻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教会比社会超前的一步则是,许多地方教会已经开始重视婚姻的问题,并且正在为之付出努力。据笔者了解,北京一些教堂已经成立并努力运营夫妻团契,这一团契致力于解决基督徒夫妇之间的矛盾,共同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并且已经或多或少解决了信徒中间存在的问题。

除北京以外,我国多地教会也建立有类似的团契,以帮助基督徒夫妇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另外,一些重视青年人的教会也开办有青年事工,或者单身基督徒团契,这种团契经常使用《圣经》中有关爱情的《雅歌》的名字,以体现其宗旨是帮助单身基督徒认识爱情和婚姻,预备自己从单身生活进入家庭生活。

基督教是一个重视婚姻的宗教,这在《圣经》中有着显明的体现。上帝创造人类,并为亚当造了夏娃之后,以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了上帝对婚姻和家庭的期望:“二人要成为一体”;这就意味着,进入婚姻之后,原来不同的两个人,将成为一个整体。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人们普遍将夫妻的另一方称为“另一半”。的确,如果我们的“另一半”受伤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半”恐怕也不会好过;而如果我们的“这一半”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另一半”也会感到幸福。

因着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为解决婚姻和家庭矛盾,我国基督教会已经且正在进行着种种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有些还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教会仍然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尽管社会也已经意识到离婚率居高不下,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出谋划策”、“多方思考”,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在这方面,基督教会仍然走在了社会的前面。

宗教是社会的“先知”,这句话在此再一次被证明。去年两会期间,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也许因着中国教会特殊的年龄结构,以及基督教信仰将“孝敬父母”提高到法律的层面,早在20多年前,我国有些教会已经开始重视养老问题。例如杭州基督教两会所开办的敬老院,已经拥有长达20多年的历史,积累的许多实战经验,并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尽管被许多因素限制,仍然走在了社会的前列。

同样,对于婚姻问题,教会也有一种敏感的“触觉”,即,在整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之时,教会因着对某一因素的关注,会提前预知这一现象,并能推测出这种现象发生后,对于教会以及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预知功能虽然不会一直正确,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

而宗教是社会的先知,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一个好的乒乓球选手,在对手的球拍击打乒乓球的那一刻,就可以根据对方的姿势、球拍与乒乓球接触的力度及时间等因素,提前判断出乒乓球的走势和旋转;尽管他的判断不会每次都绝对正确,但是因着对于乒乓球的熟悉,以及长期的经验,这些预测是非常可靠的。与此相似,因着对婚姻问题的关注,基督教会可以担当起预测社会婚姻问题的指南针。

不仅婚姻问题,2012年年初出现在广州及其他多个地方的“灵修”事件,同样体现出宗教是社会先知的功能。这是宗教的特殊功能之一,是其他任何组织或团体,难以代替的一项职能。当然,这需要国家给宗教界一定的空间,宗教人士才能担当起这一功能。

然而,可悲的是,如同前面所述的“灵修”事件,以及2012年年末的“全能神”事件,这些本事情来应该宗教去打“前阵”,即在这些人没有触碰到法律的界限,其行为却明显不符合人类道德之时,宗教界就敏感的捕捉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而采取一定行动,从而将损失降到最小;但是因着我国宗教界的普遍失声,这些问题最终都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有国家行政机构给予取缔。

当然,当事情发生到一定程度,触犯到相关法律法规之时,有关部门的确应当果断地给予处理。但是如果有些本来可以利用宗教“扼杀”在萌芽阶段,却等到事情已经相当严重,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甚至发生难以弥补的悲剧之后,才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加以处理;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在我国社会中的功能的确呈现的太少了。

当然,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宗教界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长期以来,因着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宗教界已经在社会中找到了一定的位置,并且已经处在了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如果要求宗教界担当起更大的责任,则必然会影响到已有的平稳气氛,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宗教界将如何生存下去的“大问题”。因此,实际上,我国宗教界,尤其是官方所认可的宗教机构,也许更愿意维持现状,而非为宗教发展开辟出路,为社会稳定尽上本分。

许多问题并非本文所能涉及。在此,笔者仍愿意建议有关部门愿意更多了解和认识宗教,发挥宗教本来应有的功能,给宗教界人士更大的空间。尽管利用宗教谋取利益的人的确存在,毕竟那只是少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细节,以及精神生活之时,我们在用“宗教鸦片论”来治理宗教,已经很难贴近人心,也很难实践下去了。

赘言颇多,解决我国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的难题,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界,可以也应当担负起部分责任,并且因着基督教信仰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他们也的确有能力担负起一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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