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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艾明:宗派向邪教衍变的三个基本手段

法国著名的神学家、著作等身的学者Jean Vernette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大部分邪教组织有一半以上的邪教是在1950年以后出现的。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各种邪教组织的出现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日益加剧的社会潮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完成了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传统的社会价值理念的分化和演变,从宗教社会学层面来看,就是世俗化过程的全面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机构化的宗教逐步地失去他们曾经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作用。而人类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是从未停止过的,于是,机构化的大宗教退出的精神地带就成了各种名目的邪教滋生和成长的温床和土壤。

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邪教现象正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在尊重公民法律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绝对禁止以宗教名义伤害公民的身心健康这样的问题。工业化过程出现精神迷失和信仰危机,几乎是现代邪教现象的共同社会心理背景。正在全面迈进工业化的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因此,西方的学者是如何看待的,非常值得我们了解。

法国宗教社会学家Bernard Fillaire在其专著《邪教》(Les Sectes)中也分析了战后西方出现邪教现象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从宗教社会学的层面分析了迷失其中的善良群众的心理、精神和伦理的起因。他的研究显示,仅仅在法国就有600多个邪教组织,有近20万到30万生活在社会的所有阶层的人加入其中,各种形态的受害者多达100多万。1983年2月,法国众议员Alain Vivien向政府总理提交题为《在法国的各种邪教》(Les Sectes en France)的专题报告中专门分析了116个具有危害性邪教倾向的小宗教团体或社团,800多个反主流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小宗派,受害人数超过50万。作为议员提交政府的专门报告,他用非常谨慎的原则核对过这些数字。他特别提到演变成犯罪性邪教的反主流社会传统价值观又具有宗教外衣的“传统的 (classiques)”小宗派,如:Krishna教(“国际科里吸纳意念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conscience de Krishna),Moon 教 (“世界基督教统一协会”Association pour l’unification du christianisme mondiale), 科学教(Eglise de Scientologie), 耶和华见证会 (Témoins de Jéhovah),法国哈尔念运动 (Mouvement raelian francais)。这些小宗派有的只是在极短的时期内突然膨胀壮大,又急速神秘消亡。类似具有邪教倾向的小宗派现象在美国的典型例证就是1971年创建于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整个地于1978年在教主Jim Jones的命令下913名信徒集体自杀而消亡,和德科萨斯州的维口(Waco) 发生的导致72个信徒集体遇难的“大卫教派” (David Koresh)。还有1994年10月发生在瑞士、法国和加拿大等地的“太阳圣殿教”惨案等。这位国会议员的分析认为,出现大规模的邪教现象主要是在今日工业化文明的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出现信仰迷失和精神空虚,一种异化的情绪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富裕的现代生活中。

据Bernard Fillaire教授研究,70%具有邪教性质的小宗派信徒坚信通过各自所在的小宗派团体使其信仰上帝的心志得到实现,27%的信徒认为在其中得到“真正的爱”和安全感,18%的信徒是绝对信奉者,9%的信徒是希望通过小宗派实现一种集体生活的理念。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邪教组织的信徒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比重极高!1901年7月1日法国国会通过关于结社自由法案,1905年通过政教分离法案,这样公民依照自己的信仰选择其宗教生活的基本权利就有了完全的法律保障。据考证,绝大多数邪教组织就是钻这两个法律的空子。因为,自法国之后,西方国家基本上都从保护公民的“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出发完成了立法工作。从其宗教社会学的理解出发,他分析由各种宗教性质的小宗派演变出来的危害性邪教有三个基本的手段:引诱,拆毁和重建。

首先是“引诱”:这主要表现在邪教组织总是戴着一个共同的面具,即“宗教面具”,而且往往是借用、剽窃和混杂套用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价值传统的普世性宗教,如基督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深入于文化习俗中的理念、信理和条规等专门术语,并且进行随意歪曲与别有用心的释义,以便为其小宗派团体和邪教目的迷惑信徒的心意、理智判断、意志和精神。我们只要把任何一个邪教作为例案来分析,都可以首先确定其“宗教面具”这一外部特征,然后,我们进一步分析,邪教的教义也具有内在的“宗教面具”性质。因为,引诱善良的人们从意志到精神都迷陷于歪理邪说,直至走火入魔、丧失理智,若非其具有内在的宗教教理学的诱骗力,那是绝对无法解释的。邪教教义的研究表明了任何一种邪教其危害性就是这样的“宗教面具性”。因此,各大主流宗教为什么从来都重视其教义宣讲的纯洁性和正统性,理由将在于此。从世界宗教范围来看,凡是或略其宗教教义的正统传承的教会组织,都将存在出现隐性的邪教倾向形成的可能性。

Fillaire教授认为,“引诱”这样的欺骗在邪教现象中主要有三个重要内容:

a. 教主神化和崇拜,“邪教教主是一个神圣化的载体,一个来自神话世界的神祗”(p.34)。从对所有能收集到的邪教现象的分析来看,教主崇拜和神化可以说是第一个最具欺骗性的手段。这样危害社会和公众身心健康,骗取钱财,甚至颠覆政府和反人类等邪恶目的的人,无论说是心理变态或是人格扭曲,都无法使我们完全理解其邪恶之因的形成和产生过程。邪教教主创始某个邪教的意图和手段确使我们对人性的堕落和邪恶感到颤栗。

b. 宗教组织效果,“邪教的宗教性组织机制的效果对于麻痹信徒的抵抗意志是至关重要。”(p.36) 我们可以发现,邪教组织都残忍地对信徒的身心和意志实施绝对的控制。这成了邪教现象的又一典型特征。消灭信徒的自由意志和理智判断,完全通过严密的组织形式使其绝对服从以全体的名义发出的一切指令。教主的意志往往是以神圣上帝的名义和为了全人类的这样全体性形式迫使信徒产生身心的彻底扭曲和人格的完全分裂。宗教面具性通过这样的宗教组织化机制就会对信徒的控制达到消灭其抵抗意志和警觉意识,从而最终消灭其肉身存在以制造集体自杀骗局的邪教终极目的。

c. 教义和传教神谕。绝大多数邪教一开始攫取人们心灵的往往使其欺骗性极强的教义。邪教教义几乎都欺骗说给予信奉者其它宗教做不到的新生命新希望。对新入教的信徒来说,奉献所有包括灵魂给教主还不够,还要去发展新的信徒,这样的命令往往是邪教教主使其神魔化的首要谕令之一。如中国的邪教“法轮功”、“灵灵教”、“被立王教”、“东方闪电教”等等就是这样将无限地膨胀扩展作为末日来临之前的神圣使命。邪教教义在扩展的过程中往往会被简化成“这是教主的圣谕”这样格式的绝对命令而成为信徒意志行为的唯一至上命令。因此,邪教的全部教义都是为了第一条“教主崇拜和神化”。像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洗脚水都成了信徒必须化大钱才能买到的“圣水”就是一例。

其次是“拆毁”:邪教的第二种手段是拆毁信徒的心理和理智防线。最常用的手法是疲劳战。通过对歪理邪说的声嘶力竭的喧嚣讲论或集体反复重复教主语录来使信徒身心疲惫至极。比如在邪教Krishna内虔诚的信徒时常每天1728次重复简单的对教主崇拜的信条“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na”(p.41)。邪教的布道大会往往是采用大规模的群众公开集会方式,用现代音响效果,反反覆覆地造成信徒几近视幻的病态效果。这就是“拆毁”。在邪教的日常宗教生活里,通过组织机制控制信徒的饮食,不许信徒生病问医用药,宣称教主是上帝的化身,能够以其大能医病赶鬼,所以若服用人间属世的药,就犯了神灵,就会下地狱,末日来到的时候,就必然遭拒进天国。所以,邪教现象的又一特征是用欺骗的手段使信徒的身心健康遭到蹂躏、摧残和消灭,这样,处于病态身心状态的信徒就会完全彻底地丧失警觉意识和抵抗意志,最终完全成为邪教教主的牺牲品。“拆毁”的宗教社会学意义就在于将受到邪教危害的人们身心健康作为研究客体来揭示邪教的邪恶本质。

第三是“重建”:邪教在拆毁信徒的身心防线后,往往会强制性地在信徒意识世界重新建设两道防线,即,使信徒与外在世界之间形成绝对怀疑和仇视的信念,隔绝信徒与现实世界的往来,这样,久而久之,信徒就会完全丧失由其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就会更进一步地顺服邪教教主;其次,是使信徒形成内在的自视神圣的信念以一种更顽强的高贵感和圣洁感来蔑视尘世俗事,完完全全地甘为邪教教主的牺牲品。这就是邪教从内在的生活信念层面控制信徒身心的最常见的手段和毒招。

作者王艾明(牧师):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副院长。
文章节选自《论邪教现象的宗教社会学释义》蒙作者许可使用 原文载于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宗教》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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