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说明，基督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自1807年马礼逊入华算起，基督教传入中国已逾200年。如果单从今天基督教信徒数量（2300多万人）的增长看，似乎基督教在华200年的传教历程还是“辉煌”的。但如若从其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融入、融合，乃至认同、参与程度来考量，其离“成功”还有一定距离，即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如果说在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个体认同等方面，中国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做得不成功，基督徒及其团体自然负有一定责任——他们需要主动热情地投入到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更有成效地建设契合中国文化、符合现代社会理念的神学思想；需要以先知的“服务精神”，而不是一味的“批判精神”融入社会及人群；需要放弃哪怕些许的造成自身边缘化的排外倾向。

而作为社会有没有责任？社会有没有为基督徒达到这些认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政策保障、法制保障、文化教育保障？有没有公平、合理、同情地看待基督徒这一边缘化的群体？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到底有哪些？是文化上的隔阂？是有神无神的论争？是基督徒的“固执”？是社会的“不宽容”？抑或兼而有之？这些问题值得慎思之、明辨之。

基督教在异域异质文化中的传播，在这些不同时空境遇内，均会面临本土化、本地化的问题。其中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所谓“鉴古知今”。唐朝时，作为基督宗教派别之一的景教传入中国，曾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但随着唐朝的灭亡，景教也随之灭迹。有人说景教的灭迹在于景教以“佛道释耶”，故随着唐武宗灭佛，它也就无从依靠，一并被剿了。也有人说，景教入华时间太短，虽力图中国化，但根基未稳，遇有强风，也就被连根拔起了。同样，元代的基督宗教派别也里可温教，虽然信众颇多，官府甚至设立官至二品的“崇福司”加以管理，但随着元朝统治者的北遁，其在中原便销声匿迹了。有人认为其灭亡是因为过分依赖外族，没有成功实现本土化，也有人将它的灭亡归因于离其本土过于遥远，加之基督宗教在西亚的式微，固缺乏境外强有力的支持。

沿着这条历史脉络，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成绩归因于他们“以儒释耶”的努力；将义和团运动、频发的教案乃至后来的“非基督教运动”，归因于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于是，自20世纪初开始，基督教界便掀起了自立运动、本色教会运动。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为了教会的本土化、本色化做出了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尝试，其中涌现了赵紫宸、刘廷芳、诚静怡、张亦镜、吴雷川、王治心、倪柝声等一大批基督徒思想家。作为后来人，我们能够从唐代景教的所谓“中国化”、元代也里可温的非“中国化”，明清耶稣会士步履维艰的“中国化”，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本色化”努力中总结哪些经验呢？

基督教中国化的经验还来自于一个横向的维度，即基督教与其他境遇中的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拉丁美洲有“解放神学”、韩国有“民众神学”、菲律宾有“草根神学”，基督教在其他国家都有具有其本国特色的神学形式。这些神学体系是基督教在具体境遇中本土化的产物。它不仅仅是神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也不仅仅是神学家们头脑中的革命，而是基督教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互动之后的产物。同时，基督教的本土化也不仅仅表现于这些具体的神学形式，还在于其体制建构、信徒的信仰实践等诸多方面，这些均为基督教中国化所应涵括的内容。

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中国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这种必要性所产生的责任不应仅仅由基督徒来担当，还与基督徒所处的社会相关。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基督教中国化始终处于过程之中，正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样，基督教中国化问题也始终不会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需报之以持之以恒的关注。

本文转自《中国民族宗教报》2014年8月26日第6版。原文链接：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4-08/26/content_100855.htm

作者简介：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史及现状研究，代表作有《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谢扶雅的宗教思想》、《20世纪宗教观研究》（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