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潘知常为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美学家，著名战略咨询策划专家。当代中国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两大学派中的后实践美学学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生命美学”学说的创始人。下文为潘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一场讲座上的演讲。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让一部分中国人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各位想必已经看到海报了，明天我还要接着再讲这次讲座的下篇：《没有信仰万万不能——再谈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

长期以来，中国有一个曾经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在社会发展的大幕即将拉开之际，先“什么”起来，永远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极为重大的战略选择。而且，选择先“富裕”起来，也确实把我们国家与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和盘托出。曾经没有人会怀疑，先“富裕”起来的选择曾经让所有人欢欣鼓舞，也曾经让所有人都沉浸在即将“先富”甚至“共富”的梦幻想象之中。但是，也已经没有人会怀疑，三十年后的今天，“富裕”梦业已破碎，而当年因为先“富裕”起来的美梦而匆匆集结起来的国人也已经都仓皇而去，纷纷作鸟兽散。而今，在中华大地上也已经没有了能够使国人再次集结起来并且再次出发的价值选择与动力选择。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意识到，在中国，究竟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在中国，究竟应该先“什么”起来？即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也还仍旧是一个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

就我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也一直在呼吁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迄至今日，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

下面，就来谈谈自己的具体思考与想法。

一、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涉及到的是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还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经过多年的摸索与思考，我逐渐意识到，要回答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最为简洁同时也最为有效的，无异于直接去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这方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思考给我们以重大启迪，他说，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在思考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种眼光非常重要。长时段，应该是我们透过世事与国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世与今生的重要参照。例如，以300年为一个周期、以500年为一个周期，无疑，你立即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的命运其实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衰败，但是，也有些国家与民族的的命运其实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也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崛起。

几百年来的全部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非常频繁。我们的大清帝国的GDP在全世界曾经是很领先的，可是，后来却灰飞烟灭。俄罗斯帝国曾经不可一世，但最终却分崩离析；还有前苏联，现在也昙花一现，成为了历史；奥斯曼帝国，曾经横贯欧亚非，可是，现在却无处可寻；英国更加神奇，突然之间跃上世界之巅，成为日不落帝国，然而，现在也气息奄奄；北美的美国，以新兴之邦身份，竟然在百年中就后来居上，成为了全世界的带头大哥；德国与日本更不同凡响，曾经崛起，但是后来却悍然发动战争，挑衅全世界的人性底线，然而，在战败之后，竟然仍旧能够转而变身，成为经济大国；当然，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亚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左拼右突，但是，却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出贫困的泥沼。

那么，在一幕幕兴衰起伏的背后，是否还存在什么规律？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大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奋斗、勤劳、勇敢或者相反，就像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人的“人品”，我们往往以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也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国品”。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与衰落无疑与奋斗、勤劳、勇敢有关，但是，仅仅奋斗、勤劳、勇敢却又远远不够。无疑，在一个国家的先“奋斗、勤劳、勇敢”起来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且，也正是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

那么，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又是什么？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毋庸讳言，现在日趋一致的看法应该是：先“基督教”起来。换言之，先“基督教”起来，应该是在历史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的关键所在。

在西方，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节点。西方最著名的历史教科书——《全球通史》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则是“公元1500年以后”。还有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如是划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后”。看来，公元1500年，从今天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最佳的长时段，一个洞察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间节点。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为一个参照的“长时段”，来回顾一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公元1500以后，到1900年为止，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一共出现了15个发达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15个发达国家完全都是欧洲人口。当然，这15个发达国家里有2个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不在欧洲，这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是，它们却同样都是欧洲人口。因此，必须要看到，在最近的500年里，现代化的奇迹都完全是欧洲人创造的——也都完全与中国人无关。

其次，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全面赶超了中国。我们看到，1830年，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1865年，英国一个国家的GDP就赶超了中国，到了1900年，美国不仅仅赶超了中国，而且赶超了英国。由此，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崛起竟然是与中国的沦落在同步进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将现代化与欧洲等同起来，将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与欧洲等同起来，那无疑也将会铸下大错，并且会混淆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在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能仅仅大而化之地界定为全部欧洲。回顾一下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从公元1500年以后，整个的欧洲不仅仅是开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大步奔跑中不断加以筛选、淘汰。我们看到，欧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东正教的国家，然后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继后继乏力，不得不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最终真正跑进现代化的第一阵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以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八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混淆外，其余6国，就全都是基督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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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英国，在它刚刚崛起的时候，只有一千万人口，可是，它所带来的正能量，却实在不容小觑。本来，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国前面，像葡萄牙，因为是在欧洲的边上，葡萄牙人就经常说，自己是陆地的尽头和大海的开始，因此只有去跨海殖民。英国呢？却比它们晚了一百多年。然而，它却很快就大步追赶了上来。公元1500年的时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还相差不多，可是到了1870年的时候，英国的人均GDP却已经是西班牙的2.3倍，是葡萄牙的3.2倍，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不值一提。尤其是葡萄牙，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曾经提示：欧洲的国家都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却必须例外，因为它不是现代化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葡萄牙。那么，原因何在呢？答案根本无可置疑，也无可挑剔：英国是基督教国家，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却是天主教国家，也是没有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因此，前者才从殿后变为领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也才从领先变为殿后，直至掉队落后。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与南美却截然不同。它们都是欧洲背景，现在北美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可南美却仍旧停滞于落后的境遇，仍旧还是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为什么南美和北美竟然会差那么大？为什么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竟然结果完全不同？南美为什么始终就不行？而北美为什么就一直一帆风顺呢？原来，长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而长期统治北美的英国却是基督教国家。是否先“基督教”起来，在发展中是否曾经被基督教的手触摸过，就成为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的崛起的背后应该确乎存在着规律，在冥冥之中也还确乎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基督教。

换言之，西方社会的崛起的奥秘就在于：必须要先“基督教”起来。

遗憾的是，要说明这一点，说容易也很容易，说不容易也很不容易。例如我前一段看到一本历史专著，作者就曾简洁明快地总结说，西方的国家，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就一定是第一阵容的现代化国家。这三个条件是：1、西北欧的国家；2、基督教的国家；3、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家。显然，作者是把先“基督教”起来作为第一阵容的现代化国家的必须的前提来考虑的。应该说，这也几乎已经是相当多数的学者的共同看法。不过，另一方面，说不容易，也很不容易，因为至今也还是仍旧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在谈及西方的现代化问题的时候，往往笼而统之地以欧洲来代替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而没有考虑到这个欧洲是否已经先“基督教”起来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结果，本来是应该向真正的西方——欧洲的英国乃至它的第二代——北美的美国学习，可是却无端地错误变成了转而向并非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欧洲的法国或者俄罗斯学习。然而，这“西方”并非那“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也并非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结果，我们的学习就只能以“付学费”而宣告结束，只能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很小的一点，严格来说，其实就是占人口2%的三个国家，荷兰、英国、美国。荷兰、英国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实际上就是在英国影响之下的美国。而在它们背后支撑着的，都是基督教。至于其它的欧洲国家则不同了，例如法国，例如意大利，甚至例如俄罗斯。在他们背后支撑着的，都不是基督教，因此也就都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阵容。显然，并不是任何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而仅仅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换言之，并不是欧洲的任何宗教都与现代化呈正相关。不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抑或东正教，无疑都是与人生与人类有益的，但是，能够强力推进现代化的，却只有一个宗教，这就是基督教。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西方，其实就是客观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谓“西方”，在本质上就是基督教的西方。因为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荐，国人现在对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很熟悉，在这本书里，所谓“旧制度”，其实就是指的除了英国、荷兰之外的整个欧洲。在历史学家的眼中，英国、荷兰以及它的第二代的传人——美国，就代表着全部的西方的奇迹，它们人口仅占2%，但是影响力却遍及其余的98%的人口。

《全球通史》的作者举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说：公元1500年的时候，世界出现了一大奇迹，当时在旧大陆有三大帝国，一个帝国最西边的欧洲帝国，一个是最东边的大明帝国，一个是中间的当时占了全世界最大领土的穆斯林帝国。《全球通史》的作者开了一个很幽默的玩笑，它说，如果当时外星球上有人，尽管他对地球上的国事毫不了解，但是也会判断说：穆斯林帝国胜出，或者，就算穆斯林帝国没有胜出，那也一定是大明帝国胜出。因此当时欧洲东部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已经被攻陷，“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已经改信了伊斯兰教，整个欧洲被打得退缩到了中欧，而欧洲的腹地匈牙利、奥地利也已经成为反击穆斯林帝国的前线。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们今天都看到了，穆斯林帝国早已灰飞烟灭，大明帝国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正在奋力崛起的状态，可是欧洲呢？却始终屹立在世界的西方。那么，历史何以会竟然如此？原来，恰恰是那一年，就是基督教登上历史舞台的元年。正是先“基督教”起来的欧洲，才不但死里逃生，而且最终打败了先“伊斯兰教”起来的穆斯林帝国。

再看一个例子。因为不了解世界历史的真正奥秘，因此中国人往往言必称希腊、罗马，但是却从来不提希伯来，同样也喜欢言必称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但是却从不提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但是，实际上欧洲的南方的文艺复兴（拉丁文化）在历史上的作用却远不能与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并论。真正引领了全世界的改革开放的，也是北欧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的“北富南贫”，也恰恰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例子， 1512年的时候，西班牙人的一个武装小分队登陆了南美的厄瓜多尔， 138年以后，1670年，一个英国人才赤手空拳登陆了北美的南卡罗来那，可是，我们今天谁都已经知道，被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基督教的英国染指之后，南美和北美的差距何等之大。

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先“基督教”起来的英国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在西方影响了美国，在东方影响了日本。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射，总之，都是跟先“基督教”起来有关。当然，当今英国已经跌出了一线阵容，不过这一切恰恰不是因为基督教，而是因为后来的英国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也就是说，走上了弱化基督教的道路。因此，只有有基督教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至于欧陆国家，则因为普遍没有借助基督教来完成“信仰启蒙”，而只进行了“个体启蒙”，所以也一直没有能够领先于历史的潮头。例如，法国是英国的两倍，但是法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过英国，原因何在？就在英国是有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信仰启蒙”加上“个体启蒙”，但是法国却是无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只有“个体启蒙”，另外就仍旧是“世俗宗教”。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就曾经宣称：五十年后《圣经》将无人再读，但是，五十年后他自己的书却在拍卖中无人问津，而他自己住的房子却反讽般地被人买下，成为了印刷《圣经》的场所。

因此，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断言：欧洲和美国的最大差异在宗教信仰。实在很有道理。而法国的著名学者托克维尔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他发现：“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看一下发达国家的宗教徒的比例，应该说，他的目光十分敏锐。例如，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美国占95%。 可是，宗教与宗教又有不同，仅仅看到“宗教信仰”，又是不够的。托克维尔的非凡之处恰恰就在这里。法国与美国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那么，区别于法国，美国之所以崛起的原因在哪里呢？到美国去考察了几个月，他到处都在去寻找美国崛起的原因，到处都在去寻找在美国崛起的背后的那支看不见的手，最后，他的结论是：基督教。

我竭力寻找美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我到它的海港中去寻找，我到它肥沃的土地和无边无际的森林里去寻找，也到它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和巨大的世界商业帝国里去寻找，我到它的公立学校和各种学习机构中去寻找。我也到它民主的国会和举世无双的宪法中寻找。我都没找到答案。直到我走进教堂并听到布道讲台上散发出来的公义的激情和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国的天赋和力量的秘密。”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写那本书，受到了他所居住的小镇的启发。在思考某一国家何以崛起某一国家何以没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小镇上的富人全都是基督徒，于是，他茅塞顿开，意识到了从宗教（信仰）维度去阐释西方现代化的崛起这一重要思路，于是，写了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的结论是：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结论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一定属于那些先“基督教”起来的人们，也一定属于那些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

二、长时段，也是观察中国的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最佳方法。

与公元1500年以后的西方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元500年以后的中华帝国的逐渐衰落。这五百年，中国从过去的领先变为殿后，最后，更远远地被甩在了世界的身后。

何止是中国，即便是亚洲，也没有逃过这个厄运。据统计，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亚洲的GDP占了世界的70%，但是也就是在公元1500年，基督教登上了世界的舞台，结果，到了1870年的时候，亚洲的GDP就退而只占世界的38.3%了，到了1950年，更是退而仅仅只占世界的18.5%了。

当然，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前面我已经说过，从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像被打了鸡血，日益崛起，可是，令人困惑的却是，中国却从此步履维艰，尽管左拼右突，却偏偏无论怎么走都此路不通。GDP2010年第2名，人均收入1960年第78名，2010年127名，教育投入发达国家为5,3%，中国为2,3%，医疗投入，4,5%，排名188（倒数第四），美国，13,9%。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诺大的一个中国，却再也对世界没有贡献。我们知道，国无论大小，只有能够给全世界贡献全新的价值关怀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大”国。否则，就只能是一个“小”国。有一位学者就曾经说过，因为对中国在全世界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在出国前曾经坚定地相信：世界之大，只有中国。但是，出国以后，这个看法却全然改变：世界之大，没有中国。当然，这两种看法或许比较极端，不过，如果说在公元1500年以后，偌大的中国确实没有影响过世界，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伦敦的奥运会开幕式。我们都一定记得，在此之前，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搞得轰轰烈烈，可是，四年以后，英国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却把它打回了原形。原来，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讲来讲去就是公元1500年以前的中国，公元1500年以后呢？真是什么都不敢讲也什么都讲不了，最后找了一个小女孩假唱，唱了《歌唱祖国》，可是，全世界都不会唱，全场的人也只好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伦敦奥运会就全然不同了，它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句话来宣示主题：“在岛上，众声喧哗”。意思是说，在公元1500年以后，只有在我英国的一千万人口里才众声喧哗，也才震撼了世界。且不要说其中所陈列的英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级的贡献，就说最后的那位70多岁的披头士老歌手的歌唱，当时不但是全场八万人都在一起唱，而且应该说是全世界都在同时放声歌唱。这与我们的《歌唱祖国》的黯然神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说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人不努力不尽力，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便是上个世纪，从戊戌维新到君主立宪再到民国建立再到五四运动再到联省自治最后再到（1946年的）宪政运动，中国也起码诉诸过六次转型的努力，只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六次转型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会如此呢？让我们以“五四”为例，来详细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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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角度，“五四”，可以说是古老中国真正直面西方的开始，可是，即便如此，“五四”也仍旧是难逃失败的噩运。我多次说过，中国的“五四”的引进“民主”与“科学”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这一根本使命。而导致这一缺憾的原因吧，就在于对于真正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缺乏深刻的洞察。

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于两大选择，其一，是教会的作用；其二，是人权与契约意识，而我则一直将它简单地概括为“信仰启蒙”和“个体启蒙”。英国之所以最后走上宪政的道路，之所以实现了不流血的改良，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带头老大，正是因为两大启蒙的同时实现。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其它欧洲国家却不然，它们就仅仅是一个启蒙——“个体启蒙”。对于无神论的提倡，对于唯物论的提倡，使得这些国家既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也不承认人的渺小。彼特拉克说：我是凡人，所以只祈求烦人的幸福；爱拉斯谟也说：所有的幸福都从我而来，只要使我快乐，就一切可为，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思考。结果，对于英国而言的“应该成为的人”就变成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它国家的“本能自然的人”，而且，只要强调个体解放，只要尊重人，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诸如此类，也成为了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的看法。然而，还有一个启蒙——信仰启蒙，却因此而被毫无道理地忽视了。

可是，中国所选择的，却恰恰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它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无疑是因为宗教传统的匮乏，中国天然地规避开英国道路，也规避开了西方现代化的真正源头，并且，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它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它的变种——俄罗斯的道路，因此，“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但是却从不推重“信仰”。可是，众所周知，法国等欧洲国家即便是在今天也并非一流国家，“取法乎中”的中国，自然也就只能“仅得其下”了。其结果，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屡战屡败”。基督说：“那条路很窄，通向生命的门不宽，找到门的人也只有极少数。” 显然，因为没有能够先“基督教”起来的中国，也不可能真正地现代化起来的。

在这方面，鲁迅的教训非常深刻。鲁迅在五四的时候表现的是最为决绝的，但是，他也仍旧始终只相信一个启蒙——个性启蒙，更从来没有看到先“基督教”起来的重要性、信仰启蒙的重要性。例如，鲁迅对于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众所周知，但是，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却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而且公开把他们列为自己“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两个人”。对于前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鲁迅在读到《神曲·炼狱》一段时就意趣索然，他说： “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倦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对于后者，鲁迅在读了一半之后竟然也“废书不观”。

不过，借此机会，我还想跟各位说明一件同样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上个世纪的“五四”不但对于西方的“前世今生”缺乏深刻的把握，而且对于中国自身的“前身今生”也缺乏深刻的把握。今天回过头来再反省一百年前的“五四”，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不是隔了一层，而是隔了两层。也就是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还隔了一个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因为事实上我们真正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到唐宋时候为止。中国有一句话叫“崖山之后已无中国”，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现在还要再加一句：“明清之后已无华夏”。宋代以后，是元朝的96年，它的特征，是杀尽了中国的那些真正秉承了文化的优秀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代一代杀下去，一共杀了一个世纪，后面的明和清，明朝的君权统治完全可以“媲美”元朝，甚至连《孟子》都大加删除。而后面的满清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更完全隔膜。因此，“明清之后已无华夏”，在元明清的六七百年里，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已经荡然无存，甚嚣尘上的只是《三国》和《水浒》——鲁迅称之为“三国气”和“水浒气”。为此，我也经常在各种场合会如是提示：其实“五四”的时候关注三本书就可以了。首先是提倡一本书，这就是《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真正回到中国的原始儒教，原始道教“接着讲”的，而且还有所超越；其次是批评两本书，这就是《三国》和《水浒》，因为这两本书是完全背离了中国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根本精神的，因此中国的“五四”必须从批评它们开始，以便重新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

在这方面，日本与韩国的现代化历程应该给我们以启迪。在中国的唐宋以后，日本与韩国都没有经历中国的元明清那样的大杀戮大变革，因此在他们的文化中还较多地保留着中国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东西，更多地保留着中国文化中的正能量，因此也就与西方文化更近，这应该是它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比我们国家更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这也是我有时甚至不惜耸人听闻，大声疾呼“中国文化不在中国”的根本原因。确实，而今我们要看唐宋以前的中国文化，只好在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中去寻寻寻觅觅，要看明清文化，也只有去台湾文化中去仔细梳理了。至于我们中国大陆所残存的中国文化，我认为即便是距离明清文化都远远不如。

换句话说，在“五四”时代，日本韩国与西方文化是隔了一层，而我们中国与西方文化却是隔了两层。一百年前的“五四”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因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事实上“孔家店”是不能够为明清时代的《三国》和《水浒》——鲁迅称之为“三国气”和“水浒气”“买单”的。事实上，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所应该做的，反而是“回到孔家店”，当然，“回到”仅仅是为了再次的出发，去与西方文化对话。因为中国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尽管较之《三国》和《水浒》要距离西方文化更近，也更多地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正能量，尽管对于西方文化的阻碍作用会小得多，但是却也毕竟还是隔了一层——《三国》和《水浒》与西方文化是隔了两层，因此也必须要像曾经的“西天取经”那样，像曾经的与印度佛教文化恭恭敬敬地对话一样，在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之后，再一次出发，去再一次“西天取经”，与当今的“西天”——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去恭恭敬敬地对话。

由此，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公元1500年以来，一直都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本人的研究已经给与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儒家伦理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因此，中国文化的失败无疑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去做的，仅仅是承认这个事实，正视这个事实，因为只有“承认”与“正视”，才能给中国文化一次全新的机会，这也就是说，中国正期待着自己的托克维尔，期待着自己的马克斯韦伯。中国必须去竭力寻找英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竭力寻找美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也必须去竭力寻找法国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竭力去寻找俄国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而最终的目的，还是竭力去寻找中国在现代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

不如此，中国就无法真正上路，也无法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三、意识到西方的崛起与先“基督教”起来的关系以及中国的衰落与未能先“基督教”起来的关系，仅仅只是思考的开始。

基督教，毕竟禀赋着极强的地域色彩，而且，还毕竟禀赋着浓郁的西方特色。因此，即便它果真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地处亚洲远东的中国也无缘全盘照搬。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先“基督教”起来的秘密，尽管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但是却始终未能引起普遍的重视。幸而，有一位身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并非人所共知的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是从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自由的信仰”，这几个字实在是石破天惊，令我们茅塞顿开，也给我们提示了一条解决困惑的正确方向。

原来，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在基督教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信仰”。

信仰与宗教密切相关，但是却也并不相同。我们知道，宗教当然不是哲学，但是它却具备着形而上学的禀赋。西方学者斯特伦指出：

宗教是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所为根本转换，是指人们从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这里，“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或者，通过“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就是宗教；而这种“手段”、这种“能力”、这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所关注的“实现根本转换”，则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品格。它是“终有一死”的人类在对于自身在“何以来、何以在、何以归”的艰难求索中所完成的从有限的现实向无限的理想的超越，显然，对于这种“实现根本转换”的执着与不疑，正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品格中的核心之核心，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信仰”。

西方哲学大师保罗·蒂利希曾郑重提示：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可是，宗教明明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还又是文化的一个维度呢？就是因为它的形而上学品格，也就是因为它的信仰。信仰，代表了人类的精神高度，这个精神高度是在人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的，例如哲学的探索中、艺术的追求中、道德的恪守中、科学的研究中，但是，信仰又往往集中地在宗教的中呈现出来。所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宗教信仰”。不过，说到底宗教也只不过是信仰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尽管在人类的早期，宗教也许是人类信仰的唯一呈现方式。但是，信仰毕竟是高于宗教的。可以说，宗教是靠信仰才获得了自己的存在形式的，麦克斯·缪勒说：宗教是一种起源于对人的“有限性”之克服和超越的“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恰恰就把宗教所蕴涵的信仰内涵——“领悟无限”深刻地揭示出来，因此，人类最终又会超越宗教，信仰最终也会被独立出来，成为人类的一个独立的精神尺度。

那么，为什么信仰没有能够在现在就成为人类的精神尺度？仔细想一想，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须知，信仰是要鼓励所有的人的，但是对于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对于一些悟性不是很高的人来说，你跟他讲“实现根本转换”、讲“领悟无限”，他听得懂吗？我在大学里跟大学生、研究生讲都困难，如果去跟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讲，他听得懂吗？很可能听不懂。那怎么办呢？那么，我就用一些形象的东西去启发他，用一些具体的规定去约束他，我不跟他讲道理，我就只是告诉他：耶稣就是楷模，你要跟着他走，你只要照着他的话去做。这就是宗教，这就是教会。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实践越向前发展，信仰就会越摆脱宗教形式。因为信仰从来就比宗教更为根本。而且，宗教最终会消亡。但是信仰却不会消亡。信仰反而会逐渐从宗教里解脱出来、独立出来。

由此不难想到，就人类而言，宗教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培育了人类生存中至关重要的终极维度——信仰维度。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可以拒绝信教，但是不能拒绝信仰；可以拒绝神，但是不能拒绝神性。这几句话是我经常会提到的，也是我从世纪初以来最为核心的思路。宗教精神、信仰、神性，正是这三者，构成了人类生存中至关重要的终极维度。

还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西方的崛起何以与先“基督教”起来关系密切？中国的衰落何以与未能先“基督教”起来关系密切？联系我们刚才的关于信仰与宗教的讨论，现在，问题开始显而易见，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西方的崛起与先“信仰”起来关系密切，中国的衰落与未能先“信仰”起来关系密切。

一般人往往把信仰与宗教混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宗教只是信仰的载体，更没有意识到，不同宗教中的信仰内涵并不相同，不同宗教与人类的终极维度的关联也并不相同。他们往往简单地将信仰与宗教加以等同，只看到宗教而没有看到宗教背后所蕴含的信仰，于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宗教除了特色的不同，在根本的价值内涵上也就没有了区别。这样，先“基督教”起来为什么就会导致西方现代化的崛起与未能“基督教”起来为什么又就会导致古老中国的衰落的奥秘也就隐秘不彰，成为一个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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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杨小凯提出的从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思路，给我们提示了方向。那么，“自由的信仰”又在哪里？还是黑格尔有先见之明。他把全世界的信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宗教。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崇拜熊、崇拜老虎、崇拜雷神、山神、火神的那种宗教，这类的宗教没有什么信仰内涵，也与人类的终极维度无关；第二类是实用宗教。这类的宗教是把信仰当成一种恐吓别人和安慰自己的手段，所谓“神道设教”，同样没有什么信仰内涵，同样与人类的终极维度无关；第三类是自由宗教，黑格尔称之为“启示宗教”。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宗教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只有这类宗教才与信仰内涵密切相关，也才与人类的终极维度密切相关。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等等，无疑都属于启示宗教，也就是说，无疑都与信仰内涵和终极维度相关，不过，又有程度的不同。其中，应该以基督教与信仰内涵和终极维度的关系最为切近也最为密切。假如说，希腊教把宗教变成了艺术，儒教把宗教变成了道德，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把宗教变成了宗教，那么，基督教就是把宗教变成了信仰。而今，希腊文化消失了，中国文化停滞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脚步迟缓了，但是基督教文化却蒸蒸日上，其原因就在于：在基督教国家那里，基督教超出了自己，成为整个文化，成为信仰本身。因此，马克斯韦伯称基督教为“理性的宗教”，马克思更称基督教为“作为宗教的宗教”，显然都不无道理。

而必须要先“基督教”起来，奥秘也就在这里。“自由的信仰”当然是蕴含在“启示宗教”中的，但是，因为在“启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是最为彻底的，只有基督教是超出了自己、成为整个文化、成为信仰本身的，因此，“自由的信仰”也主要是蕴含在基督教之中的。

进而，为了把问题讨论得更加清楚，我还必须要说，“自由的信仰”之所以得以主要蕴含在基督教之中，也有基督教自身的原因，这就是，在所有的启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它的“自由的信仰”是来自“信仰的自由”。

我注意到，有介绍说，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要比较南美与北美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他看来，这差异一共是三条，其中一条，就是南美受天主教的影响，下属的每个分支的建立，由上级教会的批准认可，是必须的前提；而北美受新教影响，提倡结社自由，不经过他人批准，谁都可以自立教会，因此，也就出现了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在诺斯看来，北美的蓬勃发展与现代化的实现，无疑与这一条直接相关。而在我看来，这一条所体现的，其实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自由。

“信仰的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名著《基督徒的自由》（1520）。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思想： “因信称义”，从《罗马书》中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受到启发，它指出：真正的宗教必须是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所自由接受的宗教，这必须是信仰的绝对前提。天主教的要求是首先从接受种种外在规定开始，这就有点像中国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需要自己通过天天不但要“做好人”而且还要“做好事”来加以体现，并求获得他人的认可，但是真正在内心里怎么去想，反倒并不重要了。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谓的“外在的人”。但是，基督教却完全不同，它要求必须完全出自每个人自己的自由选择，也完全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每个人都是“极其自由的王”，自己的信仰应该是内心中自由选择的结果，不能是被蛊惑的结果、盲从的结果、强迫的结果。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谓的“内在的人”。

“信仰的自由”敞开了西方人心灵的广阔天空。因为它，于是就必须允许每一个人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事、自由地讨论，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后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出的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请愿的自由，等等。当然，这一切，都是人们所经常谈到的，不过，为人们所时常忽视了的，却是其中的根本：自由意志的自由。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自由意志的自由，才是最最需要加以讨论的。

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请愿的自由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它们为什么重要才更加的重要。因为关涉到一个重要的人性假设：人之初，性本恶。

当然，中国人更为熟悉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性本善”和“性本恶”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性本善”、“性本恶”都并不实际存在，不论“性本恶”还是“性本善”，都不是一种事实的判断，而是一种人性的预设。很多学者没有搞清楚，偏偏要去论证小孩生下来就有善心或者没有善心，实在是大谬不然。其实，这涉及到对于宗教与哲学的理解。“性本恶”、“性本善”无非都是对人性的一种预设，也无非都是对于人性的发展方向的一种思考。

“性本恶”的预设，其根本奥秘在于；它越过了“好人”与“坏人”的判断，直接把人界定为一个自由的人，其中有上帝的一半，也有恺撒的一半。本来，人性是一个黑箱，根本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把把握。中国误以为可以把握，因此通过“性本善”的预设，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去做到最好。西方的设想，是认为人性根本不可能把握。人一生下来就在犯错误，例如偷食禁果的亚当夏娃；而且人再聪明也还是会犯错误，例如俄狄浦斯，世上只有他才能够猜破斯芬克斯之谜，才知道“人”是谁，但是，不还是不知道“我”是谁？强大的斯芬克斯仍旧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毁灭他，因此只能是通过一种“性本恶”的“原罪”的方式，期望每个人能够做得不要更坏。

必须指出，西方之为西方，最为深刻的地方其实也就在这里。世上本没有好人与坏人，斯宾诺莎指出：“人们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论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4页）马克思也认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斯宾诺莎说的“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马克思说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众神之王克罗诺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吞食自己的孩子，宙斯也是如此，把还在母亲肚子里的雅典娜与母亲一起吃掉。这其实都是人的真实象征。所以，爱因斯坦才会说：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巴黎圣母院》中有一句歌词也才会这样去唱：人类妄图企及星辰的高度，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上教堂的石碑！

事实上，人绝对不可能是神，不可能绝对完美。他只能是一个并非十全十美、也并非十恶十丑的动物。在他的身上，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不是完美。也不是完丑。他是一个未成品，或者距离“完美”更近，或者距离“完丑”更近，但是绝对不会等于“完美”或者“完丑”。而且，在人的身上并不存在“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或者说，不存在“非美即丑”，而是“亦美亦丑”。所谓的坏人，只是做了错事的好人，所谓好人，也只是暂时还没有做坏事而已，所以纪伯伦在《先知》中会说，恶，不过是被饥渴折磨的善。马克思说，人既不善，也不恶，就是具有人性；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雨果也说：“天生的万物中，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不幸的是，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这都是至理名言。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人性是一个黑箱”，道理也就在这里。从“性本恶”的预设出发，人性的进步就必须通过首先把人变成自由人的方式来加以实现，梅里美问：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坏蛋呢？为什么总是越不值得爱就越是会被人去爱？答案当然是：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更接近于坏蛋。因此，自由，应该无条件地先于“行恶”或者“行善”。

首先，人把自己置之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其实也就是把自己的意愿完全置之于自己意志的决断之下，自己就是自己的全部行动的唯一原因。这，正是人的全部伟大之所在。试看，人的自由意志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它能够决断地不去听从它的创造者的旨意。能够一意孤行地区非触动苹果不可。那也就意味着：既然连它的创造者都可以被说“不”，那么，实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不被说“不”的了。

其次，那怕是自由地行恶，那也会促使每一个人逐渐学会在合情的恶与合理的恶之间去选择，在小恶与大恶之间去选择。路要越走越宽，那就必须每个人都只能主动去走向善。作恶，则只能越走越窄。最后，每个人会先后不同、程度不等地逐渐意识到以小恶去取代大恶，以不恶去消解恶，最后，才有可能以善来代替恶。显然，黑格尔说的“理性的狡计”，康德说的“大自然的天意”，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区别于中国的事先制定了某种最好的规范，要求每一个人去无条件效法，例如女性之于“三从四德”；西方却是通过试错的方式，放手让每一个人去自由行事，意在让每一个人逐渐意识到，两害相权，最好的选择是逐渐地学会主动去取其轻。“君子成人之美”、“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歌德的《浮士德》的重要性，在西方要相当于《圣经》，有人说，它是第二本《圣经》。原因就在于，歌德用六十年的时间，参透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先上路再说。而且，你上路以后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先去做人、先去做事。因为只有在“做”的过程中，你才会迟早慢慢醒悟：做坏人成本太大，做坏事成本也太大，与此相反的是，做好人做好事却成本很小，前者是零和博弈，后者却是双赢和多赢，只有自由为善，才有真正的发展空间。于是，每一个人就在“做”的过程中慢慢学会了两害相权要取其轻，两利相权要取其重。

总之，“信仰的自由”的真谛在于：自由先于信仰。在这里，自由的本来含义并不在于它多么美好的，而在于只有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每一个人的信仰，都要从自由的行恶和自由的行善开始起步。因为，有了自由意志，人类当然可以犯罪，但是也就有了可以逐渐不再犯罪的可能。有了自由意志，人类当然可以不去行善，但是也就可能最终逐渐走向了行善。自由当然不是善，但是，自由却是善之前提；自由当然不是恶，但是，自由才是恶之死敌；最后，自由当然也不是信仰，但是，自由却是信仰之源头。

“信仰的自由”的真谛并非仅仅到此为止，因为，“信仰的自由”的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它逼迫着“自由的信仰”的出场。

从中国人的眼光看去，对于“信仰的自由”，很可能会有一种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感觉。我们可能不会赞成如此地放纵自由，尤其是自由地行恶，但是既然放纵了，那我们也就会想当然以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自由行恶的尽头，就是自由行善。然而，在基督教那里则不然，自由的行恶与自由地行善，并不存在善最终战胜恶，而是善恶永远此消彼长，而且，正如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所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而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是人却无法像人那样活着。为什么会如此？又为什么要如此？原来，基督教是要把你逼入绝境，是要让你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努力，还是怎么都不行。原来所谓的“人性恶”并不是指人会做坏事。而是指的人永远不可能完美。“永远不完美”，就是基督教给自己所规定的“原罪”。犹如不管你跑的多快飞的多高，但是都跑不出脚下自己的阴影。你必须为这个阴影、为你所有的罪恶背上十字架，也必须去付出血和泪的代价，谁都无法幸免，也没有谁能够幸免。

同时，在善恶的对比中你又意外地发现，善是如此可贵有如此值得珍惜，于是，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干脆转过身去，提前进入绝对的善、纯粹的善。此时，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你根本无法做到，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你却宁愿把自己的生命从肉体中剥离出来，去固守那最为美好的东西。西方有名言云：失败从哪里开始，拯救也必定从哪里被准备出来；哪里有堕落，哪里就有拯救，道理就在这里。

这，就是“自由的信仰”！

相对于“信仰的自由”的关键词“自由”，“自由的信仰”的关键词是“信仰”。正是因为人的肉体生命永无获救的可能，人的精神生命的无限空间也就得以敞开。我已经剖析过，在其它的宗教，一切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但是，基督教却不同，在所有宗教中，基督教是唯一的强调自由选择的宗教，它首先是把凯撒的还给凯撒，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是可为的，但是，当你做凯撒做到了最后，却又终于发现自己再怎样努力也无济于事，也仍旧救不了自己，然而，你却又绝对不甘心失败，于是，终于发现，你可以转过身去面对上帝，可以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我倒下去的时候，也正是我站起来的时候。弥尔顿在自己的《失乐园》里，曾经让上帝出面发言，他说：“不自由，他们怎么能证明他们的真诚，出于真正的忠顺、笃信和爱敬，那可以只显得他们迫于形势，并非心甘情愿。这样的遵命，我有何快慰，他们又怎能受赞美？” 显然，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没有把凯撒的还给凯撒，就没有可能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值得注意的是，“转身”，还意味着自己作为人的完全的无能为力，自己的无法依赖自性力量而得救，自己的努力，全然是怎么做都不行，尽管一再地挣扎着站立起来，可是却又一再地发现，自己并未站立为“人”，而是依然站立为“兽”。于是，就只能转而去寻找他性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并且借助于外在的力量来在心灵上认领自己，把自己从心灵的黑暗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心灵空间，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我活着，但又不是我活着，而是信仰在我身体里活着，是信仰在我的生命里工作。无疑，这仍旧是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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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马丁路德写的《基督徒的自由》，提出要“因信称义”。现在来看，所谓的“因信称义”，除了要坚持自由的选择之外，还要坚持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凡是我所选择的，我就要至死不渝地去坚持。理解的要坚持，不理解的也要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去坚持。我不会去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先设定了美好的对岸，然后就奋不顾身地入水前行。也许，我所选择的目标在一千年以后才能够得以实现，今天仍旧还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但是，这一切都并不妨碍我今天就放弃杀人放火，去矢志不移地去奉行、去追随美好的目标，去“尽力做到像人那样为人生活”，去赌人类终将为善。因此，对于“自由为善”的信心，也就成为人类的“目的”。当然，在基督教里，这就是所谓的圣徒。显然，正如法国的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说过的：这无异于一场赌博——赌美好的未来一定实现、赌善一定胜利！不过，这又是一场毫发无损的赌博。因为如果胜利了，那自然无话可说，如果万一失败了，那自己为美好的东西和善良的东西而奋不顾身，也称不上任何的失败。因此，帕斯卡尔甚至说，这是一场稳操胜券的人性的赌博！

有一个古希腊的故事，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转身”的至关重要。这个故事叫做：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说的是一位哲学家培养了几个学生，到了考试的时候，哲学家就给他们出了这样一道题目：在一片田野里，长满了杂草，那么，怎样才能消灭杂草呢？显然，这个题目就相当于在问：怎么样才能消灭自身的动物性呢？卷子交上来以后，老师一看，真是什么答案都有，例如，要把杂草除掉，要把杂草烧掉，等等。于是，老师说，要不这样吧，咱以后再见面吧。结果，一年以后，他的徒弟没有一个能够把杂草除掉的，只有老师，真的把杂草给除掉了。那么，老师是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他只是在地里种满了庄稼。显然，老师是在告诉自己的学生，要与某些丑恶的东西告别（例如动物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转过身去面对那些美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战胜那些丑恶的东西。

显然，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不但超出了宗教、进入了哲学、成为了文化而且更教会了英美等国家的基督教，这就是去自觉“领悟无限”，去自觉实现“根本转换”的基督教。形象地说，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整个现代化的孕育过程中都是“脚”先出来，但是，在基督教的推动下，英美的整个现代化的孕育过程却是“头”先出来，因此，英美的现代化的步伐更为健康、更为神速，也就都不是偶然的了。

四、还回到中国，意识到西方的崛起与先“基督教”起来的关系以及中国的衰落与未能先“基督教”起来的关系，毕竟还是未能让众多的中国人信服，但是，先“信仰”起来，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

我们看到，事实上，与其说现代化是基督教的产品，其实远不如说是基督教的副产品。因为基督教的全部目标都是成就精神的人，又何尝考虑过现代化之类的尘世凡俗，可是，因为在基督教之中存在着“原罪”观念、存在着包括“欠债—还债“的情感伦理，于是，终生辛勤工作，去赎自己的罪，也就非常必要了。于是，衣食住行、日常琐事乃至职业活动，也就统统被看做了意在赎回先前犯下的“原罪”的工作。这样，人之为人就不能不时时刻刻去“还债”，不能不时时刻刻去毅然承担起尘世生活。承担尘世生活，是人的绝对责任，也是人重获新新生的希望。因此，尘世生活也就有了绝对的意义。也因此，现代化这一副产品，也就顺势而为同时也就顺理成章了。

遗憾的是，这一切在中国学者那里竟然是一无所知。在发现了先“基督教”起来的特殊作用以后，引发的也不是对于基督教所蕴含的“自由的信仰”的积极思考，而是一片自吹自擂的自我鼓噪。例如，不遗余力地鼓吹先“儒教”起来，先“道教”起来，先“佛教”起来，如此等等，它们天真地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然而，在先“信仰”起来的历史事实面前，这类的“鼓吹”与“解决”却显得如此不堪，以至于根本不值一驳。

中国的实用宗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为什么走不进天堂”？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困惑。中国最喜欢的，是“神道设教”，对此，孔子解释为“祭神如神在”。这也就是说，我只是去装腔作势地祭祀、去信奉一个宗教，但是祭祀与信奉的目的却不是宗教的，而是实用的，例如，是为了有效地组织起社会力量。中国从黄巾军起义一直到洪秀全的天平天国，宗教都是组织社会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但是，这类的宗教也都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任何进步的东西，带来的只是中华民族的大倒退。例如洪秀全，它利用宗教所做的事情就实在是不耻，更不要说他利用宗教发动社会大革命所导致的上亿人口的夭折了。

事实上，说中国充斥着的大多是蛊惑、迷信乃至邪教，真是一点也不为过。鲁迅在五四的时候就批评过，中国的信教就是“吃教”。回想一下，我们到庙里都干了什么？许愿？！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今天我也问问你们各位听众，你有没有许一个愿然后就磕头、就捐钱的？没有？我相信没有！中国人都不会干那种吃亏事的，许愿都最少是三个，甚至是四个，自己还偷偷加了一个，如此许愿，真是让老佛爷不堪重负。可是，我们又在佛前承诺过要奉献什么吗？什么都没有承诺，而且是——而且是从来都没有承诺。但是，基督徒有这个样子进教堂的吗？我们必须要追问：信教到底是为了让你得到什么，还是为了让你失去什么？

我经常说，从美学的角度，西方的教堂和中国的寺庙之间的区别，绝对不是一句“民族特色”就可以忽略不计的，例如，中国的寺庙为什么一定是依山而建，为什么一定是凭地而起呢？大家会说，是“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就对吗？那么，为什么西方的教堂就偏偏要拔地而起？“凭地而起”和“拔地而起”之间是否存在着美学的截然差异？其实，“凭地而起”的关键就在于：不肯脱离现实；而“拔地而起”的关键则在于：精神的超越。而且，西方的教堂就是西方人的精神雕塑，它象征着西方人的精神赌博：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坚决向上帝给我指的目标超越！所以西方的教堂都是遥遥指向天空的。在这意义上，其实西方的教堂就是五个字：灵肉剥离器。进了教堂以后，你的肉体就颓然而落，而精神却一下子就凌空而起。但是中国的寺庙呢？也可以说是五个字；“灵肉剥离器”，不过，却是把精神剥离出去了，到了寺庙里以后，你的精神颓然而落，结果，剩下的就只是期盼长生不老多子多福的肉体凡胎。

而且，中国人对于“信仰”的理解也完全有误。第一个，是把信仰曲解为信念。可是，信念是个具体的东西，例如共产主义，但信仰却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完全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像圆，现实世界根本没有圆，只有椭圆，可是，这却并不影响我们去追求圆，并且以对于圆的追求作为我们的信仰。第二个，信仰不是崇拜。崇拜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服从，一种奇迹，当然，信仰完全不是。第三个，信仰更不是迷信。两者之间的区别，这里就不用去细说了。

更何况，以儒为教，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颂之处。汉代独尊儒教，结果却是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同样是在西方的基督教崛起的年代，中国宋朝的理学导致的亡国，明朝的理学导致的还是亡国。口口声声说是儒学的第二期复兴，可是为什么人家与我们同一时期的基督教就推动了世界，我们的新儒学就搞得宋明两朝都亡了国呢？难道亡国的悲剧宋明理学就不要负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一说就是宋明理学如何如何博大精深，可是，为什么么就不讲一讲它所导致的国家灭亡呢？

也有人说，中国还有佛教，可是，佛教其实也于国事无补。梁武帝萧衍、清顺治帝不都是因为佛教而酿成政治悲剧、酿成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灾难？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佛教尽管于人生有益，但是却与国事无缘吗？

当然，上面的话都是人们经常会提到的，而且，赞成者众，反驳者也众，谁都没有办法说服谁。那么，应该怎样去说服对方呢？在我看来，按钮以说服对方的关键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如果能够再试着深入一步，问题其实也迎刃而解了。

中国的实用宗教、中国的“吃教”乃至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之所以都与中国的现代化无缘，最为关键的是在于：它们都并非“自由的宗教”。在前面我已经说过，“自由的宗教”的第一要义，就是 “信仰的自由”。就像西方的天主教、东正教一样，中国的无论儒教道教还是佛教，现在回过头来看，不难发现，都不存在“信仰的自由”。

没有“信仰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宗教。在基督教，它第一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思路：信仰的自由，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的提出，也就开辟了接纳性恶这一内在本源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以外在手段去禁止自由意志的任何可能，这样，人也就可以把一切善恶都归之于不可控的自由意志，并且由此完成华丽转身，探索出由恶向善、在恶中锻炼出善的人性拯救之道。帕斯卡尔说，“过多地让人看到自己与禽兽相差无几，不让他明白自己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自己的伟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他接着又说，“更危险的是让他对两者都不知道。然而让他了解两者，就非常有好处了。不能让人认为自己等同于禽兽，或等同于天使，也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思想录》，418)“信仰的自由”，就是为了后面的这句话，“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显然，“信仰的自由”敞开了人性的广阔天地，不过，这种敞开却绝对不是为了去探究人性究竟是善还是究竟是恶，也不是为了得到一个“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而是为了更全面、更真实地面对人性本身。

可是，中国则不然了。中国根本就没有“信仰的自由”，也根本不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本来，如果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那么，即便没有先“基督教”起来，只要先“自由意志”起来，也完全可以做到像英美那样的现代化发展。但是，在中国却恰恰是“自由意志”先天就太大的不足。在中国，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根本就不存在，对于善恶的探讨也不是在自由意志的平台上进行的，而是在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的平台上进行的，在中国人看来，所谓自由意志，其实也不外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一来，人性之为人性也就不是一个过程了，人性成为一个需要时时“勤佛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亟待拯救的问题。

首先，围绕着人性，尽管中国人也孜孜不倦也提出过性善、性恶、既善既恶、非善非恶、善恶相混等多种观点，可惜，却始终都是在维护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这个独断的假定前提的。这可以被称作人性的“光明意识”。“满大街都是圣贤”；“六亿人民尽舜尧”；“依自不依他”；如此等等。甚至连中国的宗教也是“自力宗教”。没有“原罪”的观念，只有“原善”的观念；下地狱的只能是坏人，好人只要“吾日三省乎吾身”、只要“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人性预设却必须是自我否定的，真正的理想不是“人神”，而是“神人”。因为信仰本来就不是我们生而俱来的东西，而是我们必须去追求的东西，它把未来作为一个礼物赐予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就提前与未来的生活邂逅。为此，我们必须借助于自我否定，必须在自我否定中得知，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来所根本没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必须去成为也应该成为的东西，也都是我们本来应该置身其中的东西，并且，因此而得以积蓄起全部的正能量，以便重获新生，也重获自由。也因此，在基督教中才经常赞美倾尽全力去顺应彼岸世界的百合花，而并非中国的自诩可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也才经常把生命比喻为一个通道，而不是蓄水池。生命不是从现实的一面展开，而是从信仰的一面展开。生命必须以信仰的世界为中心，让信仰住进心灵。这就是基督教所提示的生命真谛。遗憾的是，这真谛，我们至今也若明若暗。

其次，于是人性成为了一个可以被用一套外在的现实手段去规定的东西，诸如“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人所需要去做的，也类似康德说的，是“有限责任”，是一味去“符合义务”。结果，个人也就永远都没有出生，更遑论长大和成熟。遇到天灾人祸，则毫无例外地诿过于他人，他人永远是责任者、施暴者，自己永远是受害者、无辜者，因此，不是忏悔而是控诉，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一部中国文化的历史，更几乎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控诉史。由此，堪称奇观的是，没有人为自己灵魂的豆腐渣工程买单，却到处都在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去谴责他人。推而广之，彼此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以邻为壑，如此等等就成为精神生活中的常态。结果，为了保护自己，每个人都不得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别人，这使得社会共同体被迫进入了一个负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猜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怨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仇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算计、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提防，最终，既然彼此都无法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呵护来互利互存，那么，就只好借助权谋、冷漠、自私与投机来增加生存的机遇了。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生活完全与真正的信仰背道而驰，也完全与真正的宗教生活背道而驰。

进而，没有“信仰的自由”，也就没有了“自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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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自由的信仰”，是在“自由的选择”之外的对于“选择的自由”的坚持。“自由的信仰”的关键词是“信仰”，而且，这“信仰”也完全不同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以食为天” 之类的对于“生死”、“食”的关注，它的关注都来自遥远的精神天空，来自遥远的未来世界。借助康德的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与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的区别，这关注都应该是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它属于一种理应普遍善行的原则，一种被主动选择的义务与良心。例如，当面对仇恨，你可以首先选择“宽恕”，因此你可能会被别人误解，可是你毫不动摇，并且把这个选择看做自己的义务，自己选择的义务。尽管这一义务对于别人并没有约束力，别人也完全可以不去照做，因此是不完全义务，但是，这义务对你却有着极大的约束力，是你非做不可的，这，就是“自由的信仰“。

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化里，恰恰就缺乏一点点非做不可的东西。人人恪守的都是忠、孝、节、义、廉、耻、恕、仁之类具体的道德准则，最高的尊严也不是信仰，而是道德。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超越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内在超越，并且沾沾自喜，以为是一大“中国特色”。然而，殊不知这种超越其实就是不超越，完全是自欺欺人。纯属缺乏“信仰的自由”，谭嗣同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卷下）确实，中国的内在超越其实就是不超越，就是掩耳盗铃，究其实质，曲意奉承“大盗”的“乡愿”而已。信仰是被选择的，自由也是被选择的，自由的灵魂也早已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兰德尔·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值得关注。在他看来，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其实就是一种“神道设教”、一种实用宗教，它“享有一种类似宗教的世界观”、它禀赋“一种支配性的超越叙事”，因此能够“提供一种将宗教的力量带到政治舞台上的等价物”，最终，会造就一个“伪宗教崇拜的大庙宇”。而因为践踏了“信仰的自由”，结果也就没有了什么“自由的信仰”，到处都是“弯曲的脊梁”：因为已经接受了前提，自然就会原谅统治者的一切过错；因为到处形成的都是一种颠倒的关系；而且因为统治者绝不认错，于是每一个人都只好弯曲自己的脊梁。

东德的诗人贝希尔写了一首直至2000年才得以出版的诗：《烧伤的孩子》，诗中写到：
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
别人很难让他相信
还能笔直地站立
受伤脊椎的记忆
让他恐惧
纵然治愈后
休息已足够长
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
会再次折断其脊椎

而“弯曲的脊梁”无疑是无法支撑起自由的天空的，自由之路因此成为奴役之路。

这其实也正是古老中国的真实一幕。由于没有“信仰的自由”，因此也就没有了“自由的信仰”。中国人的精神脊梁都是扭曲的。所谓的“信仰”，其实都是伪信仰；所谓的终极关怀，其实也都是伪终极关怀。鼠目寸光的中国、功利短视的中国人，才是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人。由此，古老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领先潮头，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的中国，根本就是一具死而不僵的千年木乃伊，就是一个动物王国。难怪大哲黑格尔慧眼如炬，发现古老的中国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历史，信然，既然古老的中国的精神脊梁早就已经被扭曲，又何来创造？又何来创新？一切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苟延残喘而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因此，黑格尔发现，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例如中亚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希腊文化与人类的青年期；罗马文化与人类的壮年期；日耳曼文化与人类的老年期。可是，中国文化在其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黑格尔说，是人类文化的幼年期，而且，一直都是幼年期。之所以如此，黑格尔认为，是因为中国人内在精神世界一片黑暗，是人类精神之光从未照亮过的荒原，在那里，还是一片原始、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而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则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没有时间、只有空间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人们现在常评价拉丁美洲为“百年孤独”，那么，古老中国又何尝不是千年孤独？

自然而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距离现代化何止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

综上所述，从对于全世界先“基督教”起来的追溯，再到对于全世界先“信仰”起来的追溯，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百年以来人们所目睹的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是确实存在的。只是，当我们把它表述为先“基督教”起来的困局或者先“信仰”起来的困局的时候，往往易于激起激烈的民族愤懑与怨恨。于是，讳忌讳医的中国也就在百年中痛失了自我医治的机遇。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在中国，也因此而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王夫之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１９２３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也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姻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姻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还曾勉励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姻缘出世，谁不当有此一念耶？”

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它也曾经大声疾呼：“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于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于佛中”。无疑，这也是“吾生有事”，这也是“一大事因缘出世”。

那么，当今之世，是否“吾生有事”？又是否还有“一大事因缘出世”？

答案是肯定的！

这应运而生的“大事因缘”，无疑就是基督教！

正如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铭文所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公元1500年以来，人类所有的历史已经昭示，而且还将继续昭示：在佛教之后，基督教，就是“一大事因缘出世”；而清末民初以下，圣人必将多生于基督教，则就是“吾生有事”。

当然，这里的“吾生有事”并不意味着把基督教全盘照搬到中国，而意味着去进而探索基督教得以成功的内在奥秘：它是“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它成功地禀赋了“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而它所实现的，则是“根本转换”与“领悟无限”。

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中所先天不足的。

我说过：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是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是不能拒绝神性。

同样，我们可以拒绝基督教，但是，我们无法拒绝“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无法拒绝“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无法拒绝“根本转换”与“领悟无限”。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鲁迅）

我想起，1949年，在歌颂共和国的诞生时，胡风先生曾经慷慨赋诗云：“时间开始了”！其实，我要说，这句诗用在此时此刻才更加贴切。

倘若我们能够意识到“吾生有事”，能够去直面“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以及“根本转换”与“领悟无限”这“一大事因缘出世”，能够从自己开始首先“信仰”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而言，今天就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崛起的开始，今天也就真正可以说——时间开始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明天晚上会继续讲《没有信仰万万不能——再谈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谢谢！

2014.3.19 华中科技大学

原文：潘知常：让一部分中国人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