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构成了每个中国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2008年，国家对公休假进行了调整，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法定节假日。然而，每当这些节日尤其是清明节来临时，却总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国基督徒对于要不要过节、如何过节犯起了难。
基督徒能不能过清明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基督徒能不能祭祖、放鞭炮？这些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至明朝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时期。当时，利玛窦为了能使天主教在华顺利传播，主张教徒尊孔祭祖，然而却引发了长达300年之久的天主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礼仪之争”。
今天，利玛窦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关于类似问题的争论却远没有结束，而且焦点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扩展到与中国现实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仍然摆在基督教会面前。
宗教具有普世性，同时又具有民族性，基督教也不例外。因此，与中国其他外来宗教一样，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始终面临着“中国化”这一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问题。
今年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以纪念为契机，基督教全国两会，以及江苏省、河北省、湖北省、陕西省、福建省、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等地基督教两会，先后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开展了讨论，试图进一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由来已久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大致可用“四进三出”4个字来概括。即唐朝时景教的传入，元朝时也里可温教的传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相继传入。其中前三次都以中断告终。1300多年在华传播的曲折历史表明，基督教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要不断中国化。
“近年来，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普遍的重视”。江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张克运说，从中国基督教会历史来看，从盛唐以降，基督宗教的历次在华传播都是以其自身的中国化为核心诉求，甚至在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传教运动中，西方传教士中的有识之士与中国基督徒还是以寻求建立自立教会的方式，将这种诉求表达了出来。“今天，发掘基督教和平的福音信息，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表达，让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在当下中国实现，也是基督徒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为社会和谐、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
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是60年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回顾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她指出，中国化是一个“老命题”。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之日起，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问题就已存在。她说，基督教虽然发源于亚洲，发展却在欧洲，与西方文化紧密结合。当19世纪它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时，立刻就碰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难题。加上传教运动在殖民主义文化的推动下，基督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了带着侵略色彩的宗教，因此，“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中做基督徒，怎样的行为才是荣耀上帝，这是中国的基督教无法避免的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约只有100万基督徒。到今天，这一数字增长为2500万以上。如此快速的发展，在世界基督教历史上极为罕见。
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以及因此产生的与中国文化、社会的张力逐渐凸显出来，上世纪初“非基运动”时的传言“信了洋教不爱国”、“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再度复活。这将中国化推向了空前重要的位置。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总干事（代）阚保平说，要“摆脱洋教存在方式，就必须加快基督教中国化进程”。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单就数量而言，在信徒人数和宗教活动场所两大方面，中国基督教有了较迅速甚至是超常规的增长。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开始面临从目前的“数量阶段”向“质量阶段”过渡的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晓峰说，基督教中国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而更是为了其良性、和谐的存在，达成与中国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认同。上海市浦东新区宏恩堂许磊也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不应当仅仅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是对中国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适应。
无论立足于历史还是现实，基督教中国化都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三自爱国运动与本色化和自立运动一脉相承，并秉承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精神意旨，初步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使中国基督教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会。上世纪90年代末，丁光训主教又进一步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中国教会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主张，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向了深入。
然而，这一过程注定是一波三折的，基督教中国化虽已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仍面临着与中国文化、社会之间的张力的难题，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中国基督教的健康发展都存在着一定的困扰。
基督教中国化的方向
基督教直至今天还始终未能与中国文化、社会很好地融合。基督教中国化的未来在哪里？教会又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说，基督教中国化是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在处境中建立一个既符合《圣经》教导，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和时代特征、能够被中国社会和民众广泛认可的教会，同时这个教会的经验和见证也能够被普世教会欣赏和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晓峰指出，应当从一纵一横两种路径总结古今中外基督教本土化的经验。在纵向维度上，应从唐代景教的所谓“中国化”、元代也里可温教的非“中国化”，明清耶稣会士步履维艰的“中国化”，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本色化”努力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横向维度上，不仅要研究基督教与其他境遇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如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菲律宾的“草根神学”，还要从其他外来宗教比如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寻找经验。
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的符号，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文化上的强势话语。因此，树立正确的中国化态度也很重要。杭州市基督教会鼓楼堂李美双指出，基督教若想在中国健康发展，一定要去除尖锐的措辞、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福建神学院院长岳清华也主张，不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任何一方都应摒弃单向性的文化强势。他说，历史上有些西方传教士强调基督教的绝对性和排他性，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即简单的施予和接受的关系，突出单向性的“传入”和“引进”。与之针锋相对，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从“华尊夷卑”的中国传统观念出发来抵制基督教的传播，造成“夏夷之辨”、“正邪之辨”，竭力主张“用夏变夷”而反对“变于夷”，并进而指责基督教的传入有“贬儒”、“反伦”、“废祀”等罪。这种对立的直接后果，便是双方交流渠道的堵塞，陷入彼此排斥和封闭的死角。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指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作为两种强势文化，迄今仍处于一种“磨合”的关系之中。二者均有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等待着对方的让步和认同，由此形成了长时间的僵持和对峙。求同共存才能发展出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及其神学，应该说，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正是现代中国基督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中国基督徒需要新担当
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和表面上的中国化，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密切相关，需要切实地融入社会各方面的中国化。那么，进一步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应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基督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的融合方面，应进一步加强神学思想建设，使神学思想能符合中国化的要求，为建立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而努力。这既是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我”，其关键是通过神学思想建设，建立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并用以指导教会事工的开展、信徒灵命的培养和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前主席季剑虹指出，中国基督教建立自己的神学体系是“重中之重”、“关键的关键”，是“建立真正中国的基督教唯一正确之路”，决定了基督教发展的性质。
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信徒建立自己的神学系统的重要性。她说，基督徒因为处事要根据信仰原则，所以传道人如何释经，以怎样的神学思想来带领信徒至关重要，产生的效果也大相径庭。《圣经》中有许多教导，让信徒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如果忘记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福音派可以借口“传福音自由”不守国家法令，自由派也可以借口“侵犯人权”鼓动信徒反对国家政权。“问题不在什么派，而在有没有中国化的意识。”因此，曹圣洁提出，中国应建设一种“和谐神学”，这有利于“教会内部不同宗教背景之间，基督徒与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关系基本平稳”。曹圣洁还指出，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并主张中国基督教的神学应该是多元的，不同神学思想背景的人应牢记中国化的要求，不断探索。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说，要让基督教成为“中国的”，首先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因为“神学作为教会的思想”，显然对于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或中国化具有“观念导向”和“理论支撑”作用。他提出，国际宗教学界所倡导的“比较方法”与“对话观念”可启发我们在神学思想建设上更新观念，拓展视野。他同时认为，历史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丰富多样的中国宗教形态，尤其是历来提倡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与宗教传统，不但为“比较与对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氛围，而且能使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大有可为。
基督教中国化不应仅仅停留在文化层次上的融合，更应是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回应。因此，基督徒要秉承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精神，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摆正自己的位置，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应因循怠惰，要踏踏实实地在社会中做光做盐。对此，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指出，国家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方面，而基督教只是信仰，不是政治纲领、经济蓝图。要警惕那些反对基督教中国化却热衷于宣传以基督教救国的论调。
基督教既是一个超越性的宗教，同时也是一个在世性的社会组织，这就要求其能正确处理自身与国家、社会各层面的关系，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责任、义务。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说，“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他还说，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使命，就是推动中国基督教作为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满足我国现代化社会建设和服务的需要，从行动上真实体现基督教“爱国爱教，荣神益人”。“这是关系到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张志刚认为，引导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实践与基督教本身的理念和传统相得益彰，是对基督教特色的发挥，同时也是基督教对中国化的一种回应。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则认为，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工有利于提升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正面作用。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中国基层社会具有鲜明的乡土社会的色彩。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据此提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乡土社会的影响或制约。他主张在保持传统基督教信仰内容的基础上，融入本地文化习俗，包括教义思想的民间化解释、崇拜礼仪的民间化倾向、教会管理上的民间自治形式、信仰功能上的民间体现等等，这也是符合基督教当前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状况的重要举措。基督教民间化是基督教融入中国民间社会的主要途径和形式，它将是基督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另外，抓基层，了解基层教会的动向，并以各种方式加以切实地引导，是将基督教中国化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体现。曹圣洁说，“基督教在我国社会中的形象，是通过基层来塑造的。但是毋庸讳言，有些基层教会由于缺乏正确的带领，并被罪恶势力俘虏，有的恶人当道，有的盲目追随境外，有的还在讲台上散布让基督徒不分是非善恶、与社会对立的言论。”可见，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发挥基督教两会的引导作用。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那么，这项重任要落在哪些人的肩上？基督教要由谁来中国化？曹圣洁呼吁，要大力培养真正理解并赞同教会中国化的中青年同工骨干，使他们静下心来，潜心研究中国教会前进的道路。有担当的同工要有献身的心志，以建设中国教会为己任；要努力读书，研究《圣经》，学习外国先进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要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有虚心的态度。
基督教中国化任重道远
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伴随并影响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认识还将继续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基督教的未来。
今天，基督教全国两会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已经有了初步的蓝图。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说，中国基督教会将从5个方面进行努力：
以神学思想建设为实现中国化的核心。它将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保证、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以文化适应为实现中国化的基础。抛弃那种笼统地把中国文化看成“异教文化”、把社会主义文化视之为“异己文化”的不正确思想，抛弃那种要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自觉地把基督教融入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土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同时也让基督教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文化借鉴和智力支持。
以教会建设为实现中国化的标志。探寻既遵循教会传统又适应处境的教会论，探索基督教两会框架内的中国教会体制；规范、完善中国教会的崇拜礼仪和圣职制度，建立适合中国教情的圣职、礼仪及牧养模式；进一步巩固联合礼拜，促进教会合一，按三自原则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中国教会。
以服务社会为实现中国化的重点。从神学思想中寻求服务社会理念的信仰基础，践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奉献精神，在服务社会中展现中国基督徒的风采，追求社会的肯定和接纳。
以信仰的表达形式为实现中国化的载体。探索适合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形式，以此作为基督教中国化的载体。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中国教会将不断探索、调整，使中国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分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积极力量。”高峰说。
江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张克运说，“我们讲基督教中国化，绝对不是简单的去西方化，而是在吸收和传承的基础上，寻求时代的亮光，处理好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当下处境的平衡。我们谈基督教中国化，也不是去基督教化，而是为了将福音带给在当下处境中的人们。基督教中国化也不可能成为某种终止的定式，而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前行。”
与中国文化、社会水乳交融，基督教中国化这项重任落在每个中国基督徒及其团体的肩上，中国基督徒及其团体需要以睿智和毅力来回应基督教中国化这个“老命题”提出的新担当。
（来源：2014年10月28日《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