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有一座非常典型的哥特式建筑，这就是建于中世纪的科隆大教堂。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座按照科隆大教堂样式设计、堪与其媲美的建筑，她见证了百年来济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讲述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费尽周折华夏传教 坚船利炮购地建堂
17世纪初，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伴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向海外扩展的势力，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媒介，取得了中国统治者的欢心，获准在中国内地传教。据史料记载，到18世纪初，全国就有天主教堂三百余座、教徒30万人、传教士166人。由于天主教势力迅速发展，加上传教士经常进行一些非宗教性的活动，引起百姓怨恨，清政府亦有所警觉，便从康熙六十年(1720)开始限制洋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传教士被勒令回国或送往澳门，教堂充公或改为公所，天主教在华势力受到打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等国靠着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揭开了近代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历史。法国人正是靠着这些不平等条约获准在“通商口岸地方建造礼拜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条)的特权。虽然条约规定，传教士“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但传教士们认为，“基督教来自上帝，整个中华帝国都在上帝统治的范围之内，我们奉命要对全中国传教，就应当容许我们在整个中国传教”(《教务杂志》)，不愿意遵守这种限制，短短数年外国传教士足迹就遍布中国20个省区。其中，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内地的人数最多，分布区域最广。
施压索要教堂旧址 庚子赔款始建新堂
欧洲教士来济南(历城)传教始于明朝崇祯年间。清顺治七年(1650)，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西班牙教士嘉伯乐来到济南，在县城高都司巷将军庙街购地13.6亩，创建了一座从结构布局到外观造型均为西方教堂模式的天主堂，这也是济南近代建筑活动最早的纪录。同治九年(1870)，天主教济南教区德国神父顾立爵，又在济南城东3公里处的洪家楼村购地兴建新教堂。当时教堂选址洪家楼是经过认真考察才定址的，因为那时的洪家楼南有苍翠的群山，北有广阔的水面，西为济南府城，东面是诸多相连的村庄，属平原地带，又靠近胶济铁路的黄台车站(当时叫济南东站)，环境上佳，交通方便，人口集中，是传教的理想之地。
1902年，天主教山东北境教区的荷兰籍主教申永福在得到清政府的庚子赔款以后，由奥地利修士庞会襄按照德国科隆大教堂的样式设计，由中国劳工兴建。教堂于1901年破土，1905年建成，1908年5月完成扩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洪家楼教堂的基本模样。
新堂建成雄冠华北 中国工匠彰显才艺
扩建后的洪家楼教堂成了天主教济南教区山东省总主教座堂，面积达1625平方米，可容纳千人同时作弥撒，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教堂，也是当时华北地区最高的建筑。教堂平面为拉丁十字形，立面为典型的哥特建筑风格，整座建筑给人气势如虹、富丽堂皇之感。教堂坐东朝西，正面两侧立着两座石砌方形钟楼塔，塔顶高高耸起，直插云霄，顶端为两个十字架，高约3米——中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这种高耸的屋顶会让他们离上帝更近。
教堂大厅山墙上窗户紧密相连，底层的火焰门上刻满生动的雕像，一切都充满了向上的动势。教堂中厅为四层，中厅和两座钟楼塔正面分别有一个尖形拱门，中间主门略大，门上刻有浅浮雕花卉纹饰，两侧是精美砖雕门框。教堂内部则采用罗马拜占庭式教堂建筑风格，空间宏大，进深很长，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内有两排方形大石立柱，柱头雕有镂空花卉，高耸的穹隆顶上满绘宗教壁画，耶稣受难等天主教题材的壁画和雕刻充斥周遭，使大厅充满神秘的宗教气氛。
教堂由欧洲人设计、中国人具体施工建造，中国工匠的杰出技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来自济南孙村的著名石匠卢立成。30多岁的卢立成带着本村一百多名石匠，总管工程一千多人同时施工。卢立成按照洋人提供的图纸，对采购、石雕以及木工、瓦工等进行科学的安排和调度，工匠们尽显聪明才智，历时三年，在济南的大地上筑起了济南新地标洪家楼教堂，其卓越的建造质量和精致的工艺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称赞不已。由于当时缺乏现代化的吊装工具和运输等先进施工设备，修建如此高大的建筑有不少困难，据说当时工人是运用“土屯法”，才将一块块沉重的料石搬运上去的。
教堂虽然是比较纯粹的西方建筑，但依然可以在一些细部看出中国传统的影响。如教堂主厅的屋顶铺盖着中国传统的黑(灰)瓦，教堂中大门两侧上部石墙雕有两个石质龙头，龙嘴大张，怒目圆睁，雕刻生动夸张，动感十足，还有室内精美的花砖雕刻，这些都显然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历经百年诉说历史 阅尽风雨护佑后人
教堂建成后，以教堂为中心，天主教在历城全县逐步发展起来。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52年，这里先后建起了十里河教堂、北圆小杨庄教堂、林家庄教堂、南全福教堂等，洪家楼地区成为当时济南教会建筑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天主教虽已深入许多人的生活，但毕竟是外来之物，其活动经费大部分源于在中国的房地产剥削收入，明知传教士的活动多有不端，但清政府或迫于压力或想利用传教士来愚弄百姓，就相互勾结，或明或暗地进行支持或偏袒。如洪家楼教堂筹建就得到了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支持，他到山东伊始就发布了《查禁义和拳匪告示》，禁止“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焚烧外国教堂。1900年6月，为保护洋教士和教会利益，袁世凯又通令省教会的主教，将洋教士送到青岛、烟台等口岸租界进行躲避，并让各教堂的中国教士和修道人员集中到洪家楼教堂以利保护，还制定禁止义和团敌视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时任历城县令的李祖年封了教堂的大门，写上“天主堂产业充公”，又在将军庙教堂的大门上挂了“官书局”的牌子，看似驱逐，实为保护。
后来，教堂周围还建起了与传教相关的其他配套设施，如方济会华北总修道院、圣母传教修女会院、神父修士宿舍等，并修建了修道院、仁慈堂、婴儿院、诊疗所、中学、发电厂等，来自德、美、法等国的神甫、修士、修女共有78人在此教书和传教。新中国成立后，驻济南的外国神职人员相继回国。20世纪50年代末，从青岛回迁的山东大学(即现在的老校区)在教堂东北侧兴建校舍，将原先建起的懿范女中的教学楼和修女会院划进了校园。1966年“文革”兴起，教堂被迫关闭，后来成为一家油漆厂的仓库。1982年，经过整修的教堂又重新恢复了宗教活动。1985年4月，政府拨专款对6个十字架、96处石花雕塔和教堂的壁画、圣像、地面、跪凳、祭台、灯具等设施全面进行了修缮，使这座具有独特风格的天主教堂焕然一新。1998年，济南市以洪家楼教堂为主背景修建了洪家楼广场，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如今，一些新潮的青年男女还在这里举行婚礼，西方的文化和东方的传统，宗教的宁静和婚礼的喜庆，就这样在教堂建成百年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人发出无言的感叹。
本文由《山东画报》http://www.sdhbs.com.cn/（转载请保留）拥有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