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相信，“非洲发展了，整个世界也会更好。”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日升，他认为，中国理应承担起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的责任，与国际进步力量共同“趟出一条路来，推动非洲的和平发展”。
这一天终于来了——
7月1日，爱德基金会非洲办公室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揭牌成立。这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第一家海外办公室。
在国际上，民间公益组织设置海外办公室并无特别，但是，爱德此举，于中国民间公益组织来说，却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就在半个多月前，最新版本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还指出，目前，中国基金会“走出去”仍处在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基本上属于“四无”状态：无固定经费来源、无固定项目、无当地雇员、无固定办公场所。
资金有限、社会意识欠缺、现有政策法规环境不尽完善，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深度国际化的主要现实条件。爱德基金会此番走出去，是多年筹备的结果。
“它是我们机构通过多年充分酝酿、调研、讨论之后作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丘仲辉说，“它不是一个急就篇，也不是一个应景之作，更不是出于个人喜好。”
于他而言，走进非洲，是30年来一直得到国际社会大力支持的爱德基金会为回馈所做的“尝试和探路”，“我们应该尽更多的义务。如果不成功，也可以为后面的机构提供经验和教训。”
三年调研
“在非洲高原，你早晨一睁眼就会感到：啊，我在这里，在我最应该在的地方。”
1914年，作家伊萨克·迪内森与丈夫共赴东非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在那里度过了传奇的17年。
东非高原之上，景色浓烈而纯净，生活原始而温暖，众生坚忍而灵动。迪内森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邂逅了最微妙的情感。但是，1931年，她被迫卖掉农场，返回丹麦。
于她而言，这不啻于顿失乐园。6年之后，她写成传世经典《走出非洲》，以文字的形式重返那片广袤、举世无双的大地，吸引了万千读者与之一起神游其间、流连忘返。然而，对于非洲，丘仲辉和爱德基金会其他成员听到的却是另一种召唤。多年来，驱动他们漂洋过海的不是那里的神秘风物、异域人情，而是那无尽远方无数人们的贫苦和挣扎。
“非洲至今是全球最贫穷的大洲。现在世界银行关于极度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根据这个标准， 2010年，在非洲大陆有4.14亿人口生活在这样一个标准之下；而且，非洲的贫困人口增长很快，在2010年之前的20年，就几乎增长了一倍。”
丘仲辉相信，“非洲发展了，整个世界也会更好。”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日升，他认为，中国理应承担起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的责任，与国际进步力量共同“趟出一条路，来推动非洲的和平发展”。
但是，在非洲设立海外办公室、长期开展援助项目，是否与爱德基金会的使命和发展目标相符合？是否契合国家的外交战略？条件和能力是否已经成熟？应该选择在哪个国家？办公室设立后，如何开展日常运营和管理？开展什么样的项目，能够既与自身特长及当地需求相匹配，又产生切实、长期的社会影响力？怎样扩充资金渠道才能确保长远和良性发展？
早在3年前，爱德基金会就开始了有关这一切的思考、讨论，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团队，多次远赴非洲实地调研，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都去过，直到2014年底，才最终确定把非洲办公室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埃塞俄比亚有2200万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线之下，占非洲极度贫困人口的5.2%；它本国人口8000多万，极度贫困人口占了其中的25%以上。”
还有战略上的考虑。丘仲辉说，“从交通、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看，埃塞俄比亚都称得上是非洲的一个门户，非洲联盟的中心就设立在它的首都，这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最为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友好。“你到埃塞俄比亚可以发现，高速公路、铁路、各种工业领域，有许多中国企业在那里开展工作，包括政府的合作也非常多。”丘仲辉说，这为爱德基金会在当地设立海外办公室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把方案提交给董事会时，丘仲辉预想会有一些董事提出质疑。但是，超出他的想象，董事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全票通过。
十年探索
国际化，在爱德基金会并非新课题。
“爱德从1985年成立，就开始了与国际接轨，因为当时我们98%的资金来自海外。”丘仲辉把前20年的爱德基金会称做“公益特区”，认为它在引进国际资源、技术、理念、规范和标准等方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特区异曲同工。
前两个10年，爱德基金会利用国际资金，学习国际经验，在全国贫困农村开展了大量扶贫工作，包括艾滋病防治、孤贫儿童救助、环境保护等。在“引进来”的同时，爱德逐步建起了一张国际合作网络，并储备了一批人才，他们精通英语、熟悉国际操作流程与合作规则。
第三个10年，根据对国内社会需求的重新分析和评估，爱德基金会尝试项目创新，开始在一些城市社区开展综合服务，包括居家养老、智障青少年就业、孤独症儿童发展等。这一过程中，其善款来源的主要渠道由境外转入国内。
随着善款来源的结构转型，爱德基金会开始制定新一轮国际化战略。
“一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才走到今天，不但服务了国内的人群，自己也发展起来。”丘仲辉说，“我们认为有回馈国际社会的必要性，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后起，“人少、音弱、势寡”，滞后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丘仲辉说，这也是爱德基金会探索“走出去”的内驱力之一。“光有经济提高，软实力不提高，这是不行的。”
为此，兼顾国内服务的同时，爱德基金会启动了国际化援助实践，包括非洲饥荒救助行动、马达加斯加沼气发展项目、联合Watsi合作国际个案救助项目等。今年4月尼泊尔地震发生后不到20分钟，爱德基金会即采取行动，通过与国际救灾联盟合作，第一时间参与一线灾区救援，成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第一次大规模跨国救灾行动的“先锋”。
然而，无论“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爱德基金会始终坚持学习与交流的信念。丘仲辉至今记得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亲眼所见的一次义行筹款活动。上万人的义行队伍，老师带着学生，家长领着孩子，沿途实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行人都等在路旁为他们让路。
“前前后后耽搁了个把小时，但是我却听不到喇叭声，听不到抱怨声。”丘仲辉深受触动，“非洲社会的公益精神并不缺乏，我们还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
2013年，爱德基金会申请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谘商地位，进一步为在非洲设立海外办公室做铺垫。
“我们设立办公室的考虑主要是开展工作不能浮在面上，应该深入当地社会，更多地与当地老百姓、合作机构沟通，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更多地赋权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自我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救助甚至施舍。”丘仲辉说。
来日正长
探索10年，筹备3年，爱德基金会非洲办公室最后落地却只用了10天不到。
“我们通过当地的国际合作伙伴去办理手续，他们有一段时间整天就在政府大楼的各个部门里跑，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丘仲辉表示，困难并不来自埃塞俄比亚，手续办得比较顺利，也不需要多少钱。
困难也不主要来自国内现有的政策法规，他说：“目前没有法律规定禁止公益机构在非洲设立办公室。另外，我们现在整个政府大的政策很明确，在大政方针上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至于跨国资金划拨等方面，丘仲辉称，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但通过按要求报备、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等，也能一步一步解决。
长期来看，非洲办公室日常运营和项目管理及扩展的资金问题，才是爱德基金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曾尝试成立海外办公室，正是由于缺乏足够资金支持而一直搁浅。要让一个员工在驻地安心工作，至少需要二三十万元成本，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助理邹志强说，“二三十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真不是个事儿，但对于我们慈善机构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数字。”
目前，爱德基金会非洲办公室租设在一家中资酒店内，共有4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是曾在中国留学的埃塞俄比亚学生，一名埃塞俄比亚当地工作人员和一名国际志愿者。然而，“仅靠爱德基金会现有的资金和实力，仍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远在非洲的海外办公室，更何况基金会管理条例还有管理费不能超过10%的硬性规定。”
此外，虽然民间公益组织参与国际援助遭受质疑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国人的捐赠意识整体上还是薄弱。丘仲辉透露，在埃塞俄比亚，“中字头”跨国企业非常多，但到目前还没有一家愿意资助爱德基金会非洲办公室。
如此情况下，爱德基金会尝试了“社会企业和公益慈善双轮驱动”的创新模式，通过同时在埃塞俄比亚成立爱德印刷非洲服务中心来支持非洲办公室的运作。但是，就目前可预测的资金量来说，仍只能满足一些“短平快”项目的需求。
据了解，爱德基金会非洲办公室成立后，将首先结合在国内长期关注特殊儿童尤其是孤儿群体的经验，在肯尼亚资助一所孤儿院。“他们院长告诉我，整个孤儿院126个孩子加上十几个老师，一个星期的开支只需要5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0块钱不到。”
丘仲辉反复强调，“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一方面，走出去的企业能够回想当年的发展史，理解并支持后发展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能够进一步开放，通过政府购买外援项目等方式推动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做好国际援助。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得到国内社会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丘仲辉很清醒地认识到，对爱德基金会新一轮国际化战略来说，非洲办公室的落地只是一个开始。来日正长，挑战与压力却已清晰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