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文《圣经》于公元7世纪唐朝景教时代出现，可惜文献散失。当时已经有文献指出上帝“留经廿七部”，表达新约的27卷。景教留传至今的文献，有《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无一不是对《圣经》内容的介绍。
在昆山教会2017年讲台事奉人员退修会上，香港圣经公会黄晓香介绍了中文圣经的翻译过程，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和合本圣经。
黄老师介绍，马礼逊于1807年进入中国，除了学习中文，也展开了翻译《圣经》的工作。他翻译的《神天圣书》，常被称为第一本在中国翻译的中文《圣经》。1813年完成新约，1819年完成旧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马礼逊同期，英国浸礼会宣教士马殊曼主持的中文圣经翻译计划正在印度进行。马殊曼的新约译本于1811年完成，五年后在印度出版，而全书于1822年完成及出版。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宣教之门大开，英美差会传教士于1843年在香港讨论重译《圣经》，尝试把《圣经》的名词和译本统一。碍于神学问题（如使用“浸”、“洗”或“神”、“上帝”），各宗派最后分裂为不同派系。1850-1910年间，不同译本纷纷涌现，其中较著名的译本为1854年出版的《委办译本》。
当时《圣经》的翻译主要分为三派：文言文、官话和方言。文言文的译本有1862年的《裨治文译本》、1868年的《高德译本》，以及1885年杨格非的《浅文理新约译本》等。
官话的译本主要包括1857年麦都思与施敦力合作将《委办译本》的新约修订为白话文本《南京官话译本》，还有1878年的《北京官话译本》新旧约全书等。
为了让中国有划一的《圣经》中文译本，1890年，在海外多家圣经公会奔走之下，各差会决议联合译经人才，合译译本。最终在宣教大会中成立了三个不同的翻译委员会，分别负责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以“《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为目的。
《浅文理和合译本》进度最快，1900年完成新约，1904年出版；但旧约的工作却停顿下来。《深文理和合译本》遇到许多波折，最后于1906年出版新约。《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1919年2月正式面世，后来更名为《国语和合译本》，即今天最为人熟悉的《和合本》，它成为中国教会史上最重要的圣经译本，被誉为百多年来宣教士《圣经》中译的巅峰与结晶。
香港圣经公会黄晓香分享 ，不得不提的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白话文学成为学术主流，而《和合本》是当时第一本以白话文译成的巨著。胡适、周作人等学者，把《和合本》誉为白话文的典型、超凡的著作。
《和合本》翻成后，不同学者仍希望继续修改其译本，如朱宝惠与赛兆祥1929年出版合译的《新约》全书；1933年，王宣忱也翻译及出版其新约全书，可见不同华人对圣经翻译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1967年萧铁笛的新约全书，以及1970年的《吕振中译本》，都让人看到中文《圣经》的新方向。天主教方面，1968年出版了《思高圣经》。
联合圣经公会的《现代中文译本》1979年完成，并于1995年出版了修订本。此外，也陆续出现《当代圣经》《圣经新译本》《新汉语译本》《普及译本》和《标准译本》等中文圣经。
1960-70年代，联合圣经公会全球翻译顾问和翻译学权威尤金奈达博士多次造访港台地区，咨询教会领袖有关中文圣经重译或修订需要。1983年，中港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地教会领袖开会决定修订和合本圣经。
1984年成立了修订委员会，次年开展修订工作出版试用本：1986年《马太福音》、1991年《罗马书》、1997年《马可福音》、2000年《四福音》。1988年修订工作进行期间，联合圣经公会同时完成《新标点和合本》交由香港圣经公会出版
2000年9月，联合圣经公会把《和合本圣经修订》事工移交给香港圣经公会负责主导及统筹。2003年，中国基督教两会正式致函支持修订事工。香港圣经公会于2010年出版了《和合本2010（和合本修订版）》，和合本圣经进入新里程。修订原则包括：尽量少改，不是单单为了修改而修订；尽量保持《和合本》风格；忠于原文；符合今天中文的用法和表达习惯；全球200多位资深圣经学者参与修订。
2017年1月，中国基督教两会启动了“在线圣经”：《和合本2010（和合本修订版）》（具语音与经文同步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