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译《圣经》的历程中，西方传教士作为《圣经》汉译的主体，拥有对整个译本的掌控权。但是《圣经》汉译是一项非常庞杂的工作，西方传教士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的全部内容。在语言文风的修改润色方面，中国人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圣经》被译为中文的历史，却成为中国人缺席的历史”。这些重要的中国人被传教士的光彩所掩盖。
中国人在《圣经》汉译的过程中经历了角色的转变：翻译助手——合作伙伴——独立译者。最初，中国文人学者在汉译《圣经》的历史中担任助手角色，从王韬受聘襄理“代表译本”时开始发生改变，到王宣忱等人与传教士拥有同等的投票权，表明中国文人学者开始逐渐与西方传教士产生平等的合作关系。直到1919年“官话和合本”出版之后，中国人才开始独立翻译《圣经》。从仅是辅助作用的“助手”角色向独立负责的“译者”角色转变的过程中，王宣忱可以说是表现突出的一位中国学者。他独立翻译的《新约》译本，开创了华人独立译经的先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王宣忱（1879-1942），原名王元德，字宣忱，出生于山东昌乐邓家庄。他的一生有很多的身份：“实业家”、“翻译家”、“学者”、“教育家”、“建筑家”和“基督徒”等，可见其能力在很多方面都大放异彩。
从1904年开始，王宣忱与北美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相识，并成为他的译经助手。在“官话和合本”的翻译过程中，他工作历时五年之久，为该译本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在西方传教士和这些中国助手的努力下，“官话和合本”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与赞扬，被誉为“模范的翻译”。在其出版刊行后，成为全中国信徒共同采用的译本。1933年，王宣忱独立翻译的《新约》译本在山东青岛出版，共612页，史称“青岛译本”。该译本是在和合本出版后对其不足之处的首次响应，是中国人第一部独立翻译的《新约》译本，开创了华人独立译经的先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王宣忱曾是狄考文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学生，要介绍王宣忱，必须提及到狄考文和他的登州文会馆。
狄考文（1836 -1908），字东明，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他受北美长老会的派遣，携其新婚不久的妻子，乘坐帆船经过将近六个月的艰辛旅程才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在汉译《圣经》的历程中，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所译的“官话和合本”达到了汉译《圣经》的顶峰，是汉译《圣经》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狄考文创办了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的前身是蒙养学堂，而它本身又是齐鲁大学的前身。该会馆的创办目是培养出既熟知儒家经典文化，也认同基督教教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有学者认为登州文会馆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的创办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为汉译《圣经》的发展和中国近现代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来谈谈“官话和合本”。所谓“官话”，即现在所说的国语或普通话，是清末中国朝廷及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境内使用最为广泛的白话语言。其中“和合”不是根据中文说的,而是指各教派对《圣经》中一些关键术语词汇的正确译法及人名的标准音译达成的一致意见而言。
在“官话和合本”出现之前，不同差会的传教士根据各自所持的翻译原则对《圣经》进行汉译，而使汉译《圣经》因版本过多造成译文混乱的现象。为了统一《圣经》，便于传教，需要制定新的标准，翻译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直到1890年，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大会讨论翻译出版一本通用本《圣经》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三个译经委员会，分别负责文言文、浅文理及官话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目的。在历时27年的“官话和合本”汉译中，不仅有狄考文、富善等传教士的积极努力，还有王宣忱等华人学者的大力协助才使得“官话和合本”在上海顺利出版。
随着《圣经》汉译的发展，中国助手的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在进行“官话和合本”的翻译时，传教士译者每人至少有一名中国助手。第一任译经委会主席狄考文有过三名中国助手：张洗心、邹立文和王宣忱。
翻译“官话和合本”时，狄考文提出的翻译原则是：翻译时所使用的词汇要通俗易懂，句子务必口语化，要让所有讲官话的人都能读懂；要言简意赅，勿使用不雅之词及方言等。在该原则的指导下，王宣忱进行了历时五年之久的协助译经工作，为该译本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在工作时，他极其认真，每翻译完一部分内容都会对其进行多达十几遍的反复阅读和修改，直至语言通顺流畅。在这样宵衣旰食的努力下，“官话和合本”的语言简洁明快、流畅易读、极富韵律感，既表达出原文的教义思想，也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在翻译上基本达到了“信、达、雅”的较高水平。正如美国公里会传教士富善曾赞扬到，“在官话和合本中，《新约全书》的修订工作中大部分内容都凝聚了王宣忱和张洗心这两位学者的心血。” 该译本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销售量急剧增加并逐渐取代了其他中文译本,为中国教会所普遍接受。王宣忱等华人助手的语言工作在“官话和合本”的成功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是汉译《圣经》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首先该译本吸收了自马礼逊所译第一部完整的《圣经》开始，这一百年来汉译《圣经》的经验，继承优点，摒弃缺点。其次，该译本是中国第一部由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士合作完成的白话文圣经，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译经的著作中用词最为恰当的译本。它的出现成为当时白话文的典范，直接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在出版二十年后更成为中国教会所采用的唯一译本。直至今日，该译本依然是标准的中文《圣经》译本，作为之后译本进行修订的蓝本。“官话和合本”是外国传教士在华集体翻译的最后一版中文《圣经》，该译本标志着《圣经》汉译工作进入新时期：汉译《圣经》工作由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转为以中国人独立译经为主。
1922年，中国教会领袖召开了基督教全国大会，会上表达了由中国人独立翻译一部中文《圣经》的想法。这时参与过“官话和合本”翻译工作的王宣忱则显露头角。首先，因王宣忱曾参与“官话和合本”的翻译修订工作，故深知其不足之处，加之洞悉在传教士负责下的汉译本的短板所在；其次，王宣忱不满足于只作为助手角色协助译经。因此，他开始独立重译《新约》。王宣忱拥有很高的英文水平，可以读懂希腊文原文的《新约》。他以“美国标准译本”为蓝本，参考了1916年的拉丁文版本以及五六种《圣经》中译本，包括1907年和1919年的“官话和合本”的《新约》、“文理和合译本”的《新约》、“马礼逊译本”，以及1922年由萧静山翻译的天主教《新约》译本。他坚持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同时保持译文的简洁流畅。该译本采用现代标点符号以及特殊的代名词，王宣忱还新造字来称谓超自然的存在者，如“祂”。1933年，他的《新约》译本在山东青岛出版，共612页，史称“青岛译本”。该译本是在和合本出版后对其不足之处的首次响应，是中国人第一部独立翻译的《新约》译本，开创了华人独立译经的先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王宣忱从参加“官话和合本”的汉译工作到独立译经，是中国人在汉译《圣经》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这也是经验不断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飞跃。在传教士和中国人合作汉译《圣经》的过程中，彼此需要，同时互相学习，使得中国助手更加深入了解《圣经》和基督教，熟谙汉译流程，逐渐实现角色转变，开始独立负责译经工作；同时传教士也通过中国助手的协助更加熟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和习惯，促进了汉译《圣经》和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游斌：《被遗忘的译者：中国士人与中文圣经翻译》，载于《金陵神学志》，2007年。
【2】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3】费舍著；关志远等译：《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青协书局，1941年。
【5】庄柔玉：《基督教圣经中文泽本权威现象研究》，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
【6】傅敬民：《<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7】姚民权、罗伟虹著：《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8】（法）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
【9】许牧世：《经与译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3年。
【10】陈少蘭编著：《中文圣经翻译简史》，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2005年。
【11】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
【12】郭倩：《现存最早白话汉译<圣经>发现和出版始末》，载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
（注：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方向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