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圣经》，无论信教与否，大家都对其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两部分内容。其中《旧约》共有39章，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犹太民族的历史。《新约》共有27章，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基督降生之后的历史。《圣经》这本包含丰富历史、文化、神学思想、风土民俗等内容的基督教经典，已经被译为英文、中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是现在被译为最多文字且发行量最大的书籍。
一、追根溯源——《圣经》为什么被称为“圣经”呢？
《圣经》是何时被称为“圣经”的呢？在唐朝时就已经开始使用“经”字来表示基督教经典。由于《圣经》被翻译之初，传教士发现中国人传统上经常将重要典籍称为“经”，为了方便传播福音，故将基督教的重要经典也称之为“经”。
到十七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后，在“经”前加“圣”，称为“圣经”，以此来表示基督教的经典来自于“神圣的启示”。早期的“圣经”一词含义较多，比如：特指《圣经》；泛指基督教经典；泛指天主教经文；特指新约圣经等。
“圣经”一词最早出现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中，此时“圣经”并不特指《圣经》。比较早用于特指《圣经》是在《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以及《圣经直解》中，但这两部都是解释圣经的书籍。“圣经”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汉译《圣经》书籍的书名中，是在贺清泰所译的《古新圣经》中。在该书中，“圣经”的含义包括了新旧约内容。该书虽未刊行，却具有标志意义。自此开始，“圣经”特指《圣经》，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理清脉络——汉译《圣经》的发展
在中国，《圣经》很早就开始被翻译。唐朝时，景教在中国传播，景教经典为《尊经》。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被发现，这是基督教在华传播以及《圣经》被译为汉语的最早记录。元朝时，若望•孟高维诺所译著《孟高维诺译本》是用蒙古语翻译的《圣经》。明朝取代元朝后，天主教也随之在中原地区消失。
直至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天主教才得以在中国传教。尽管明末清初已有少量圣经的翻译，但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完整的圣经出版。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由于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礼义之争”。这种冲突严重影响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圣经》的汉译也因此中断。
直至十九世纪，圣经的中译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首先介绍的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二马译本”。随着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事业以及中文《圣经》翻译也翻开新的篇章。“二马译本”是指1822年的《马士曼译本》以及1823年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即《马礼逊译本》）。其中马礼逊的《神天圣书》是中国《圣经》汉译史上第一部完整翻译圣经全本的译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二马译本”是汉译《圣经》中著名的译本，为《圣经》的汉译奠定了基础，成为之后汉译《圣经》的蓝本。
1840年出版《四人小组译本》，该译本的《新约》部分由麦都思进行最后修订，1837年出版，定名为《新遗诏书》。1840年，郭实蜡修订麦都思新约，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该书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曾一度为太平天国军队所采用。 “四人小组译本”的主要贡献在于文体和专门用语方面，为日后的圣经汉译在文体和术语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之后具有代表意义的译本是“代表译本”（或“委办译本”）以及“官话和合本”。
“代表译本”是第一部由不同差会传教士联合翻译的《圣经》中文译本，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圣经》。1854年，英国伦敦会代表翻译的《旧约》出版，称为“伦敦差会译本”。这部译本将“God”译为“上帝”的《旧约》与1852年出版的“上帝”版《新约全书》在1858年合订出版，史称“代表译本”，该译本的最后经过中国人王韬的润色使得文字优美流畅。
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以“《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原则翻译“和合本圣经”。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译本》是汉译《圣经》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中国第一部由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士合作完成的白话文圣经。《和合本》出版后深受各方赞许，二十年后更是成为中国教会所采用的唯一译本，是中国基督教最为通用的版本。
三、不可或缺——汉译《圣经》中的中国人
在十九世纪以前，还没有汉译《圣经》全译本出版，中国人作为中文助手进行笔录及加工润色。十九世纪初期，汉译《圣经》工作由传教士主持，而此时的中国人仍作为传教士翻译《圣经》时的助手，起协助作用。中国人在圣经汉译的历程中经历了由译经助手到独立译经的角色转变。下面我们来浅谈一下这个逐渐涅槃的过程。
译经助手：
中国最早的一批基督教徒主要是一些和西方传教士接触最频繁的人，比如传教士的中文教师、仆佣、雇工等。这些人不仅皈依基督教，同时作为助手帮助传教士进行文字方面的工作。这些早期的协助工作，为之后中国人正式参与汉译《圣经》提供了经验。在文章中我来介绍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华人基督徒。
首先介绍的这个人是蔡高。1808年，蔡高开始帮助马礼逊印刷《新约圣经》。长时期的协助工作，让马礼逊在不断考察蔡高并且思考是否可以为他施洗，使其真正皈依基督教。1814年，马礼逊认为条件成熟，故为蔡高施洗，蔡高也自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徒。作为中国第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以及传教士翻译《圣经》的助手，他最早接触与译经有关的工作。
再来介绍中国的第二个基督徒——梁发。1816年，米怜为梁发施洗。梁发在传教中的一个创新是利用乡试和会试的机会，向考生分发传教书籍。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就是在1836年参加乡试时得到了梁发等人散发的《劝世良言》，因而最初接触到基督教。梁发一生撰写了多部传道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劝世良言》。梁发皈依天主教后，在传播福音和协助汉译《圣经》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他是第一个作为基督教传道人和牧师的中国人。
马礼逊施洗的第三个华人信徒——屈昂。他的一生都作为助手跟随着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在马六甲、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区协助他们进行传教以及印刷传教书籍。之后，屈昂作为梁发的助手在伦敦传道会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传教书籍并与梁发一起向中国人分发传教小册子以及书刊。
2.合作译经：
王韬是汉译《圣经》中最应该提及的华人学者。1843年，英美传教士代表在香港召开讨论重新翻译圣经的会议。王韬被“委办译本”委员会正式聘为文字襄理员，负责中文的修改工作。在“委办译本”文笔的加工润色方面，王韬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进行“官话和合本”翻译时，翻译的传教士译者，每人至少有一名中国助手。第一任译委会主席狄考文有过三名中国助手：张洗心、邹立文和王宣忱。正是有这些中国助手的大力协助才使得《官话和合本》顺利出版。
3.独立译经：
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才从助手角色逐渐转变为翻译《圣经》的负责人和主持者。
何进善——首次尝试独立工作。何进善独立注解了《圣经》的部分内容，是中国人在汉译《圣经》独立工作中的第一次尝试。他参考英文解经著作为《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做了注释，经过校订后，取名为《马太福音注释》、《马可福音注释》，这两个译本在香港出版。
严复开辟了中国人独立翻译圣经的先例。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1908年，大英圣书公会的代表文显理请严复先生翻译《新约》中的《马可福音》。严复加入圣经翻译是汉译《圣经》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一件事，从此开辟了中国人独立翻译圣经的先例。
1922年，中国教会领袖召集了基督教全国大会，会上表达了由中国人独立翻译一部中文《圣经》的想法。
王宣忱独立翻译刊行了汉译《圣经》。王宣忱曾是狄考文的助手，是“官话和合本”的译者之一。在1933年，王宣忱翻译的《新约全书》刊行，该译本是第一部华人基督徒独立翻译刊行的汉译《圣经》，为之后中国人独立负责汉译《圣经》事业奠定了基础。
朱宝惠——独立完成“1936年本”。朱宝惠独自修订译本，根据几部希腊文原文《新约》，用了六年时间进行重译工作。该译本改变合作译本，将“God”译为“上帝”。1936年，在赛兆祥的女儿赛珍珠的斥资下出版，名为《重译新约全书》，该译本又称为“1936年本”。
在汉译《圣经》史上，第一个独立从原文翻译整部圣经的人是吕振中。吕振中采取直译方式，并忠诚原本。
四、总结
从“圣经”一词的使用可以看出，自基督教传入伊始，传教士就感受到在中国传教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如要顺利传教就要了解中国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这是基督教传教之初与中国文化的首次碰撞与融合。《圣经》经历了自唐朝至二十世纪初这个长时期的汉译过程，从最初的佶屈聱牙到通俗易懂，从“寥寥可数”到“百花齐放”再到《和合本》的“众川归一”。这是一个不断对中国社会适应的过程。
中国人在圣经汉译的历程中经历了由译经助手到独立译经的角色转变。最初，传教士作为汉译《圣经》的负责人，中国人只是作为其助手，协助传教士进行翻译工作。随着基督教的深入传播，《圣经》的受众群体扩大，信众日渐增多，华人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且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到之后《圣经》汉译工作由中国人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在整个汉译《圣经》的过程中体现出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磨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以及逐渐本色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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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