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对于汉语的书写和使用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国人的协助, 尤其在《圣经》翻译方面。因此，华人的角色主要是担任传教士的汉语老师以及汉译《圣经》时的助手。此时的汉译《圣经》多是由传教士口授或译出初稿，由其助手进行笔受或润色。如唐代景教传教士景净在翻译《诗篇》的时候就是通过中国文人的协助才得以完成译经工作。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中国文人还要协助传教士进行译经的笔录、抄写以及校对工作。纵观汉译《圣经》的历史，中国人正是在这些协助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为以后的独立翻译《圣经》奠定了基础。
在“官话和合本”出版刊行之后，王宣忱独立翻译《新约全书》，这是中国人在汉译《圣经》的历程中第一次独立译经，标志着中国人“助手”角色的转变。而在此之前的十九世纪中期，就曾有传教士进行过最初的尝试。1918年《教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写到：“在《圣经》的汉译中，中国人表现的极为消极，只有两次关于翻译《圣经》的尝试。”这两次尝试分别指的是第一位注解《圣经》的华人基督教神学家何进善以及第一位独自翻译《圣经》片段的中国近代杰出翻译家严复。本文就来谈谈这位华人神学家——何进善。
一、近代史上第一位基督教神学家
何进善（1817-1871），字福堂，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由于在年幼时就跟随着父亲生活居住在马六甲，因此为其接触到基督教提供了客观条件。之后何进善在英国伦敦会创立的学校学习，并加入基督教。何进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基督教神学家。他是基督新教在中国的早期牧师，1846年他成为香港首位华人牧师，同时也是继梁发之后的中国第二位华人牧师。
他曾跟随理雅各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是理雅各的得意门生之一。理雅各教授何进善西方文化知识，尤其是历史，讲解《圣经》和各种神学作品，还教授何进善希伯来文、希腊文等。何进善天资聪慧，学习能力很强，还未毕业就能够流畅的阅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甚至可以用希伯来文写作。在学习期间，他不仅学到丰富的知识，更是积累了扎实的外语功底，为其进行汉译《圣经》注解工作的尝试奠定了基础。
何进善独立注解了《圣经》的部分内容，是中国人在汉译《圣经》独立工作中的首次尝试。他参考英文解经著作为《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作了注释，经过校订后，取名为《马太福音注释》、《马可福音注释》，这两个译本于1854年和1856年在香港出版。在这两个译本中，何进善将“God”译为“上帝”，并以儒家思想诠释基督教教义。
何进善不仅对汉译《圣经》具有重要的贡献，他还参与了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因为何进善的学习成绩优异，英语能力较强，同时略通中国典籍，故被理雅各赏识。他和理雅各一起翻译中国经典著作。从1846年开始，作为理雅各的助手，何进善协助理雅各翻译了很多儒家经典，如《中国经典》的第一卷, 内容包括有《论语》、《大学》和《中庸》。这些中国典籍的翻译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为东学西渐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何进善平生的著述颇丰，宗教著作有《马太福音注释》、《马可福音注释》、《十诫注释》和《圣经析义》等书，这些著作在解释《圣经》的书籍中有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如刊登在《遐尔贯珍》1855年第2号上的《新旧约书为天示论》，全文有三千六百多字，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新旧约全书的内容。
二、理雅各和英华书院
何进善之所以能够施展才能，在汉译《圣经》的注释工作上大放异彩，成为首次尝试的先驱人物，这和他的领路人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理雅各以及英华书院这所教会学校密不可分。下面来介绍理雅各和英华书院：
理雅各（1815－1897），出生在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哈德利镇，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他是中国近代有名的英国汉学家，曾担任香港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师兼院长。
1840年1月理雅各到达马六甲，在英华书院工作，之后成为英华书院的院长，负责管理英华书院以及伦敦布道会的传教事务。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理雅各得到伦敦会的许可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何进善作为理雅各的得力助手，全力配合他的传教工作。长期对汉语的学习研究让理雅各积淀了丰富的汉语知识，因此在传教士想要翻译刊行“委办译本”时，他毫无疑问成为译者之一。1844年，理雅各在香港开设教堂，在他暂回英国时，由何进善来管理教堂并且负责一些实际事务。
理雅各热衷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和经典著作的来华传教士。理雅各选取了中国典籍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翻译，如《四书》、《五经》等。理雅各也翻译了很多儒家经典，如《中国经典》的第一卷, 内容包括有《论语》、《大学》和《中庸》。这些中国典籍的翻译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对东学西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在中国完成了大量的著作，如《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和《中国编年史》等，这些著作奠定了理雅各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著名汉学家。
英华书院是由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由于在最初入华传教时受到阻力，故为了减小传教阻力，淡化中西方文化差异以便传播福音，两人在南洋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这所教会学校是以传教为目的，在学校教授科学文化知识，开设神学课、中英文课程、天文地理课程、几何伦理学等。创办的初衷是让学生在学校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基督教，成为传播福音的中国接班人。
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占据中国香港，这为英华书院迁往香港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便于向华人传教，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从马六甲迁往香港。何进善和其他几个中国学生随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到达香港。在管理英华书院的同时，理雅各还在负责伦敦会在香港的传教工作。何进善成为其得力助手协助理雅各的传教工作，对伦敦会在香港的传教工作作出了诸多贡献。英华书院在1844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
英华书院虽然没有在中国内陆创办，但同样对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第一所面向华人的新式教会学校，该校所开设的科学文化课程，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该校还是第一所由传教士在华创办的面向中国学生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英语课程的开设补充了当时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空白。英华书院为中国近代的英语教学和人才储备做出贡献，像梁发、何进善、袁德辉都是毕业于英华书院较为知名的华人学生，袁德辉、何进善等人还是中国近代首批翻译人才。同时，英华书院作为教会学校的滥觞，为传教士之后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何进善注解的《马太福音注释》和《马可福音注释》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圣经》注释进行独立注解。这是中国人在解释性《圣经》汉译历程中的的首次尝试，显示了中国人在作为传教士助手时对角色蜕变的努力。在协助译经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厚积薄发，为之后中国人在汉译《圣经》历程中进行独立译经积累了经验，同时为中国人助手角色的转变带来了自信和勇气、奠定基础和条件。专注于汉学研究的传教士理雅各需要得意门生何进善协助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并且负责部分传教工作；何进善需要理雅各在外语、《圣经》、神学知识方面的指导。在这种传教士和中国人彼此需要的形式下，虽是以传教为初衷创办的英华书院，为中国之后的汉译《圣经》及近代文化发展培养储备了人才，而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西传，促进了东学西渐的进程。这种相互作用正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使得基督教逐渐中国化并趋于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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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伟：《伦敦会新教传教士与马六甲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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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岳峰：《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记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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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顾卫星：《早期以英语为媒介的中学西渐》，载于《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12月，第5卷第4期。
（注：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方向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