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有一种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他们认为上主的启示无所不在，世界各大文明都得到了祂的启示，其文化经典也包含救恩信息。
而在对待中国孔孟老庄等先秦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他们认为这些人也是上主的先知，其作品也反映了某些“特殊启示”。有的人甚至觉得汉字（甲骨文）也是一种天启文字，里面包含着主的启示。比如“船”字就被认为来自挪亚一家八口得救的事（这个观点最早由白晋提出）。
这些观点并非当代人的产物，而是早在清康熙年间，一些来华传教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加上个人的思考，得出了中华文化包含启示的信息，后世将他们称为“索隐派”。这些观点多少混淆了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的关系，但我们为了澄清这些观点，需要追根溯源，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从基督教中国化角度看，尽管“索隐派”的观点存在严重争议，但其某些论点还是值得借鉴的。而以下三本传教士的传记，则能带领我们了解“索隐派”的思想。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以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士白晋的生平为线索，着重介绍了他在华期间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所做的努力，描绘了白晋重点研读《周易》并通过对欧洲和中国的语言及神话传说进行比较，创立跨文化的索隐派体系的过程。同时还勾勒出影响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区各势力的争夺，以及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史实。《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对索隐派以及基督宗教这些堪称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的专题论述，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使得长期以来遭忽略的索隐派思想研究更迈进一步。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本文为丹麦汉学家龙伯格先生所著，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关于马若瑟研究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作者依据大量的原始文献给我们提供了有关马若的丰富材料，使得马若瑟在清代历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以及中国语言学史中的地位逐渐清晰起来。马若瑟是清代法国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他于1698年随白晋一起来华，1733年迁居澳门，1736年在澳门去世。马若瑟一生著述丰厚，法国汉学家雷慕沙说他是来华的传教士中“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尽管同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人相比，他的名声并不显赫，但马若瑟以其对中国语文和典籍的深入研究而在西方汉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本书以1699—1722年间在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的生平为线索，介绍了耶稣会士中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为己任的索隐派的基本情况，勾勒出影响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区各种势力的争夺，以及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史实。同时还通过傅圣泽返回欧洲后的活动，描绘了萌芽中的法国——欧洲汉学，以及与欧洲汉学和近代早期欧洲思想史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之争和18世纪欧洲中文图书的状况。本书还提出了一些深具思想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因被目为异端而长期遭忽略的索隐派思想的文化史意义和比较文化学意义；礼仪之争中争议和权力之争的相互影响；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欧洲科学知识的动机和实践是否如李约瑟所评价的那样消极等等问题。
通过这三本书可以知道，现在形形色色的“汉字天启”“古经默示”说的源头来自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索隐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现代学理未出现，索隐派在神学与国学对读中的很多观点都是牵强附会是可理解的。跟当代为了“传福音”蓄意混淆启示的特点是根本不同的。
无论从神学或国学角度，也不管索隐派关于中华上古史、古文字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但他们的观点不仅要在证明《圣经》无误的基础上，论证中国古代典籍版本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中国上古文化的天启性。但这项工作目前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华文化天启论”是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命题。虽然索隐派的观点难以令人苟同，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客观上促成了西方汉学的基础，不愧为西方汉学的奠基者之一。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