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又称本地化、本位化或者是本色化）是指为进入一种文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熟悉并学习这种文化的价值、习俗的过程。在基督教神学中的含义是：福音生活和他的信息在某一特定文化中的具体呈现，不仅只以文化表达基督经验，而且能是指成为灵感、方向和统一的源头，以转变再造该文化。带来新的创造，不仅可以充实这特定的文化，也充实普世教会。
学者卓新平说：如果历史上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索隐”只能达到一种浅层次的“文化披戴”或彼此“形似”，那么这种进一步的探索则旨在完成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融入”或相互“神似”。
本文考证的对象就是在本色教会和本土教会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基督教圣像。包括《公教报》上的图像、大学师生创作的圣像等。这些作品主要创作者或推动创作的外国传教士都是以落实各差会或教宗的本土化精神为行动旨归，所以，就创作主体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希望通过基督教图像的本土化努力而使得基督教会更快摆脱洋教形象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合部分。
对于基督教艺术而言，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想象发挥与规范化之间的张力。我们并不能随便拿一个典型像改为耶稣或者是圣母像。至于服饰，自由较大，仍以保持古装为主。至于脸型，则是以接近巴勒斯坦人的脸型更为逼真，且具有东方人肖像的特点。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如果用中国人作为耶稣像的标本，则会是轻视教会传统，缺乏应有的尊重。所以，在艺术上要求我们追求形式对精神本质的表达，但是在信徒身份上，要求在追求自由表达上不断反省教义和惯例的规定性，也需要尽可能地体贴到信徒对符号形式和内涵关系的理解程度。本土化的首要就是要彼此学些和彼此接受对方文化的过程。
从历史来看，从利玛窦借助图像来传道开始，传教士与艺术家们在孜孜不倦的探索这种“人类学的逼真”和“活泼的思想力”之间的结合与彼此的平衡。从唐朝景教开始，中国基督教图像艺术就开始了本土化的适应之旅。但是确实漫长复杂的。因为“本土”也是在变化的过程中，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经历着“千年一遇”的社会变革，明清之际“本土化”如果搬到民国时期，一定会适应，所以，当遇到“民族主义”时，对本土性的认识必然会在对“民族主义”的急切回应中丧失本该具备的复杂维度，而显得简单的形式化。
在研究《公教报》的中国风格画像，都是基督教在本土化中所做的调整，也都是在进行着开创性的搜索，虽然不乏有急于求成的简单化的回应，但是这些努力都力图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寻求关联。把作为基督形象的象征符号的某种文化作为被调整的对象，让耶稣基督存在嵌入到中国历史之中，特备是中国历史的救赎之中。正是由“文化披戴”到“文化柔和”。只是在这个特殊的动荡的世代，整个文化结构在裂变的过程中，文化之内的关注在不断的游走，使得这种努力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参考书目
1，孙津（著）《基督教与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6月。
2，《圣像的修辞》，基督教文化学刊，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春第29辑。
3，刘光耀、杨慧林（主编）《神学美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第四辑，2011年3月。
4，陈若愚（主编）《艺术、信仰、人生》，宣道出版社，1994年9月。
5，【英】海伦德波希格里芙（著）《基督教美术之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
（本文作者系90后基督徒，喜欢文字、音乐、做饭与思考人生。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