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督教作为强调“爱人如己”的宗教，一向有关注弱势群体的传统，而深受毒品困扰的戒毒人员，自然成为他们的重点关怀对象。近50年来，国内创办了30多所基督教背景的福音戒毒机构参与戒毒服务。不同于一般戒毒所，福音戒毒机构视毒瘾为一种心灵疾病，坚持“不靠药物，只靠耶稣”的原则，以信仰“根治”毒瘾，带有较强的宗教性、零散性与民间性。大多大陆福音戒毒机构创办时间晚于港台，其动机往往出于人道主义与信仰关怀，日常生活以信仰活动为主，而疗效好于传统戒毒所，对禁毒工作做出应有贡献。遗憾的是，学界较少涉及宗教戒毒机构研究，忽略了其对解决毒品问题可能存在的思维创新。文章对国内福音戒毒机构做一梳理，并对两岸三地的福音禁毒工作做一横向比较，或有助于外界了解这一戒毒新模式。

关键词：福音戒毒 宗教戒毒 基督教戒毒 

毒瘾作为最难根治的疾病之一，成为困扰中国乃至世界的难题，并且呈快速上升和低龄化趋势。仅2016年，中国有吸毒行为人员超过100万人次，其中新发现的吸毒人员达44.5万人，累计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2017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53.1万名，同比分别上升20%和14.6%。其中吸毒人员低龄化现象尤为突出，35岁以下的吸毒人员占总吸毒数量的60%以上。作为世界三大毒品市场之一的“金三角”地区年均可产600多吨毒品，而毗邻金三角的云南省首当其冲。毒品违法活动在云南受理的治安案件中位居榜首。1982年至2005年，云南每年缴获海洛因占全国的70％以上。

吸毒不仅给吸食者带来巨大的身心伤害，也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吸食者大多有禁戒意识，但传统治疗效果仍差强人意。据研究，95%以上的吸毒者都意识到毒品危害，也有意愿戒除毒品。然而在毒瘾发作时他们往往身不由己，在戒断、复吸之间循环，总体上吸毒患者戒毒的复吸率高于90%以上。传统药物治疗与强制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患者对毒品的生理依赖，但患者对于毒品的“心理依赖”往往难以根除。

近年来，禁毒作为热点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关注，两岸三地许多社会团体参与到戒毒服务中，其中包括不少基督教的福音戒毒机构。这些机构在创办理念、治疗方式、宣传与治疗效果方面，与传统戒毒所均有所区别。现以云南戒毒机构为中心，试图对两岸三地福音戒毒机构做一横向比较，希冀对当前的禁毒工作有所助益。

一、国内福音戒毒机构统计

两岸三地福音戒毒机构统计表

资料来源：综合访谈、网站资料绘制

二、福音戒毒所数量、历史、地理、创办原因之比较

从数量上来看，两岸三地共有35所基督教背景的福音戒毒机构，其中香港17所，大陆16所，台湾2所。而一些机构如昆明福音戒毒中心在云南共有8个福音戒毒辅导站，台湾基督教晨曦会在台岛也有13处工作据点，晨曦会在香港有4个据点。考虑到人口与面积因素，香港的福音戒毒机构最为丰富，台湾次之，大陆又次之。

从地理分布来看，大陆的福音戒毒机构大多处在滇粤地区，其中云南地区的福音戒毒机构几乎占大陆福音戒毒机构的半壁江山。很大原因是由于滇粤地区有其独特的地理因素：

首先，云南与“金三角”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云南西部的保山、德宏自治州，南部的西双版纳与普洱，则成为毒品泛滥的重灾区，并且呈上升趋势。

其次，云南又是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聚居区，有25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超过1500万。各个民族的族群意识与散居特点造成了管理上的不便。

第三，云南山区较多，尤其在云南西部，崇山峻岭，交通较为困难。在偏远的农村地带，医疗较为匮乏，娱乐生活相对较少，较多的闲暇时间使他们更容易受毒品引诱。

综上原因，造成当前云南禁毒之严峻形势。

从创办时间的角度来看，大陆福音戒毒机构成立的时间较为迟缓，最早创办的呈贡陶城福音戒毒辅导站至今尚未满20年。反观港台地区，香港创办至今满20年以上的福音戒毒机构占总数的80%，台湾的2家福音戒毒机构创办至今也已近30周年。其中香港的信义会戒毒所和晨曦会创办至今已逾50周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为老牌的福音戒毒机构。但值得一提的是，大陆近10年来的福音戒毒机构的发展呈上升趋势，而港台的福音戒毒机构发展已趋于缓和，其中台湾呈现一家独大的垄断形势。

从创办者的角度来看，1/3的大陆的福音戒毒所的创办者有吸毒史。不少创办者在戒毒成功后，再回头帮助那些同受毒品之苦的人。

如非拉铁非福音戒毒团契的创办者孙先生，曾和妻子吸毒十几年，在成功戒毒后，建立了非拉铁非福音戒毒所，以福音和“过来人”的经历帮助吸毒者。在谈及创办戒毒所的原因时，孙先生说：“经历过的人才能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因为‘过来人’更能认识那种世界。”

揭阳市新种园福音戒毒团契的创办者潘颂皿先生深陷毒品之苦，多次自杀未遂，成功戒毒后创办福音戒毒团契。

陶城福音戒毒辅导站、昆明福音戒毒中心以及广州信望爱之家的福音戒毒机构创办者的经历也颇为相似，在信仰福音又成功戒毒后，再回头帮助那些仍在吸毒的人，这成为大陆福音戒毒所创办者的主要动机。

事实上，以过来人的身份帮助戒毒者颇能赢得戒毒者的好感，也更能同情体会戒毒的艰辛。在保山“重生园”成功戒毒的赵连斌回顾以往吸毒经历说，“多次反反复复的自戒、强戒没能让我脱离毒品，我在‘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坚决不吸’的保证中屡戒屡吸，徘徊在戒断与复吸的怪圈中21年，无法脱离。”在保山福音戒毒所成功戒毒后，赵氏又留所参与戒毒服侍。而这种“反哺”现象并非个例，云南保山福音戒毒所的教师，几乎一半有过吸毒史，靠福音戒毒成功后，再回来帮助其他的吸毒者戒毒。他们创办戒毒所或参与戒毒服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福音戒毒的感恩回报。

除了部分福音戒毒所由成功戒毒的“过来人”创办，另一些的福音戒毒所由教会创办。

创办原因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 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在谈及创办初衷，徐牧师同事任先生说：“传福音是教会最关心的事，而保山地处边疆，民族复杂，观念保守，大多民众对‘福音’的态度漠然，甚至排斥，传教工作面临不少障碍，难以突破。而福音戒毒工作的成功创办，能够显示‘上帝的大能’，挽回人心，推动传教工作。”表明保山福音戒毒所的创办是出于现实宣教的需要。

第二， 不少福音戒毒所的创办是出于对吸毒者的社会关爱。香港晨曦会的创办者陈保罗牧师回忆创办经历时说：“60年代的香港毒品问题十分严重，每日早晨路经九龙时，常常看见许多骨瘦嶙峋的身躯蹲卧着，屋内乌烟瘴气、恶臭不堪。偶尔看见几个麻布袋从公厕拖出，用麻包袋一袋袋地抛在垃圾车上，而里面是死去的吸毒者。此情此境叫我心酸难过，心想人命何价!”这种恻隐之心成为他创办戒毒所的一大动因。

第三， 在政府支持下与世俗戒毒所合作。如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市戒毒局的支持下，14年来与各强制戒毒所合作，并于2016年在广州潭岗设立戒毒帮教社工站，打造一个以家庭、戒毒所和社会力量为依托的平台，帮助吸毒人士戒毒之后重新融入社会，回归家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