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独特的视角
十多年前，笔者在神学院学习神学，中国教会史是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那时课堂上所用的教材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姚民权、罗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从书名就可以略知，这本书不厚，翻看下来只有二百多页的内容。第一章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开始概述，并没有收入1807年以前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升到研究生之后，中国教会史依然作为必修课但是使用的教材则改为英文文献。该文献中的第二章有近二十多页的内容介绍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的活动。耶稣会、利玛窦，礼仪之争等术语那时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2018年，《中国基督教史教材（试行）》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以后基督教院校的教师可以使用教内人士自己编写的教材教导学生。
实际上，根据当下海内外学术界取得的成果来看，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著作和相关史料可谓是汗牛充栋。特别是近十年来，大陆的学术界就有几本重要的著作面世。除了台湾学者黄一农的这本《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之外，首推的有上科院罗伟虹教授主编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与十二年前她与姚民权牧师合著的那本《简史》相比，此书由罗教授牵头教内外专家团队联合撰稿，因此在史料的运用以及篇幅上都大大增加，多出了六百多页。在导论中，用了三十多页的内容概述了1807年以前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这样做的缘由如罗教授在前言中所说：“虽然本书主要研究新教在中国的历史，但为了对基督宗教来华有完整的了解，将1807年以前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新教在台湾的传播作了概述，为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可称赞的创举，早在这本书出版以先，大陆基督教学者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2004），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013），陈垣等撰的《天主教史论丛》（1943）以及在西方久负盛名的耶鲁大学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教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2013），利玛窦（Matteo Ricci S. J.）《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2014）等都有对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叙述和研究。而前人对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研究则有陈垣的《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934），陈受颐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1935）和孙尚扬的《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1922）。黄一农继承了先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广阔的视野和缜密的考证将这个题目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不是历史学专业或教会历史研究方向的读者来说，这几本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著作和通史著作已足以作为了解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和中国基督宗教史的入门和参考。当然，还有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不管他们属于教内还是教外，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上的贡献上也是功不可没。由于受本文主旨和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赘文介绍。
在读黄一农的这本《两头蛇》之前，笔者发现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著作基本上都是通史或全史类的著作，书名中都不乏一个“史”字。因此在客观、公正的基本要求下，很难在漫长的从头至尾的宏观历史叙事中去发现挖掘一个贯穿全书的议题或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事件叙述的背后就没有作者自己独立的立场或思考。比如台湾基督教学者苏文峰所著的《中国教会史》，虽然从景教开始一直叙述到1949年之后。其覆盖面广，历史视野广阔。但鲜明的宣教立场贯穿全书。赖德烈教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在西方学界被认为是一本非常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虽他是史学家，但或许因为他也是宣教士的缘故，他在书中的一些观点遭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认为他倾向于某种“胜利主义”（triumphalism）。好像基督教要“征服”某一个文化。 可以理解，不管标题是基督宗教史、新教史、传教史或教会史，奉教的学者理应先挑起大梁，去探究他们所委身的宗教在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国土上传播的来龙去脉。但是他们作为学者和宗教徒的双重认知难免不会在力求客观、中立的叙述中夹杂宗教情感和护教立场。好在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非基督徒学者研究宗教史，而且随着新的史料的发掘、研究视域的扩大，个案研究的深入，历史的研究会不断进步。罗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就是一个典型。
以上罗列及介绍的这些通史著作其实是为黄一农的这本《两头蛇》铺垫。因为这本书具有以上这些通史著作所没有的独特视野和亮点。首先，总的来看，一是本书作者自1987年起便任职于历史所，研究兴趣为天文学史、天主教史、明末清初史等领域，直到本书出版已有近20年的历史学研究训练和史学工作经验，而且也无证据显示作者奉教。因此在史料的处理上能深入分析，萃取在史料表层之下的信息并依据缜密的逻辑推理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不至于因为只满足于文字表面的意义和潜意识中挟带的宗教偏好而造成研究上的浅薄片面。二是作者生活的年代已经大不同于赖德烈和王治心的那个年代。赖氏的著作早在1929年出版，王氏的著作根据陈文渊为它作的序中的署名和日期推断，大概成书于1940年前后。他们写作的年代资料稀少，成果匮乏，科技手段落后。但作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正如他所说：“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加上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我们已经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资料”。因此，作者提出了“e-考据学派”的概念。正因作者无愧于时代变革，利用有利条件积极搜集国内外纸质文献和对网络、数据库的资源加以运用才使读者在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中惊叹收获在其它通史著作中一直未曾给予关注的“新事物”。三是若没有聚焦主标题，此书的副标题：“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一眼看上去，某些读者会轻易留下一个又只是多一本天主教史著作的印象。但实际上，作者的研究目的并不是写一本通论或通史意义上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而是通过爬梳丰富庞杂的史料再次回到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活动的这一段历史中，深入观察、分析和理解在中国儒家文化遭遇外来异质西教文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既是长期受儒家文化和礼俗熏染又接受了西方外来宗教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在面对天、儒矛盾时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经历的心理变化。这是与其它通史类著作的作者往往站在教会或来华传教士的立场，以施者而非受者的眼光为第一视角撰写历史所完全不同的。四是笔者受到个人研究兴趣的影响，对日本宗教史，尤其是日本基督宗教史格外关注。但是就目前来看，大陆学界翻译出版的这个领域的著作不多。除了古屋安雄等五位日本神学家合著的《日本神学史》（2002）已在国内翻译和出版外，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情况只能从笔者手头上现有的日本佛教学者末木文美士（Fumihiko Sueki）著的《日本宗教史》（2016）和日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Shusaku Endo）的长篇小说《沉默》（2013）这两本书中略知一二。其它同类著作更因受研究范围所限无从可考。但是在黄一农的《两头蛇》第一章，“大航海时代中的十字架”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在论及耶稣会在海外的开教活动中有近四页多的内容概述了天主教初到日本后的发展。并且作者在脚注中注明的史料，如戚印平著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2003）也为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更加深入详细的参考。这一细小的发现不禁让笔者眼前一亮。但是通过比对阅读黄一农和末木文美士对天主教在日本遭禁这段历史的叙述时，发现有个别地方存在细微的差异。 谁写的历史更接近真相还需要花时间进行严谨的考证。结合以上四点来看，黄一农的这本《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值得肯定。
二、三个个案研究
本书的主标题——“两头蛇”，或许有些读者初次看到这个词会有所不解。作者在自序中给出了解释。两头蛇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生物。以此作为譬喻来形容那些夹在儒家和天主教两大传统之间的奉教人士。 明清许多的奉教人士接受了天主教，但是在有些时候他们又不得不违反“十诫”娶妾以传宗，自杀以殉国。同一领域的这些通史或全史类著作虽然也会强调和叙述当时天、儒之间产生的矛盾。但是往往两者的矛盾是表现在教会与教会之间，皇帝与教皇之间，清廷与教廷之间。而鲜有学者去关注和探秘同样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的奉教者内心的感受。正如黄一农说：“先前的研究较少着墨在中国教徒的反应，故书中以两章的篇幅对这些“被忽略的声音”进行初步的探讨与介绍”。 在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被称为“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几乎出现在所有目前已出版的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宗教史的著作里。因为前人对他们的研究太多，所以作者把焦点放在了另外一些不被绝大部分读者所知的“小人物”上。如瞿汝夔、许乐善、魏学濂、成启元、王徵、张赓，孙元化等人。在现有的较充足的史料基层上，通过考察他们的家庭、生活，宗教信仰等背景，特别是从娶妾 和殉国这两个问题切入去把握他们的心理轨迹。本段首要关注的是本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关于瞿汝夔和王徵的个案研究，以他们两个家族的婚姻为主线思想两个文明之间的异同极其意义。除魏学濂在此之后略带提及外，其他人物不再一一在此文中介绍。
根据笔者手上现有的文献，瞿汝夔在利玛窦著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三卷第三章：“瞿太素到韶州定居，成为利玛窦神父的弟子，之后又随利神父去了英德（1590年年底-1591年9月）”中以瞿太素这个名字出现。 太素是他的字号。根据利玛窦的回忆，瞿太素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对科学和神学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愿意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但唯独娶妾这件事成为他进入的障碍。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从此，他对天主深信不疑，想立即归信天主。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还没有子嗣，而所有中国人都非常看重这一点。其次，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现在的第二个妻子出身卑微，他不愿把他立为正室，于是便拖延了几年，直到这个续弦的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才同意把她立为正室”。 根据黄一农的叙述，他的妻子被立为正室后，才于万历三十三年由罗儒望为其施洗。教名依纳爵。在他受洗时所朗诵的信仰声明中，只提到自己先前因笃信佛教而未能入教，完全未提及他曾违反“十诫”娶有小妾之事，也未言及他早年与长嫂徐氏间所发生的“通问之奸”。 瞿汝夔归信天主教所发的全部誓言可在利玛窦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五卷第七章：“在南京寓所发生的事情，教名依纳爵的瞿太素（1605年2月底-1605年12月）”中找到。 黄一农引用的与笔者引用的同为一份利玛窦的回忆录，只不过那本书的名称与笔者参考的这本不同。他引用的文献是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两个版本在名称和内容上略有出入。 因为黄一农在他的这一章里没有提供瞿汝夔誓言的全文，故笔者摘录他悔罪的那一段，同样也是誓言的首段如下：“···我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请求天主宽恕我的罪过和恶行，赐我以圣水并恩准我归信圣教。我虽已是五十七岁的人，但却有眼不识天主教义，有耳不闻天主圣名。更有甚者，我还听信了释迦的话，信奉了佛教，而且还在远近各处散布这违背理性的伪宗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而且是滔天大罪，应该被打入地狱的最深层”。 在设计瞿汝夔家族的文献中，也未见其父景淳和汝夔之间的父子交情。明末所编《皇明三元考》中记景淳有汝稷、汝益和汝说。光绪《重修常昭和志》只对汝稷、汝益和汝说三人有所着墨。都完全未提及汝夔。或许这是因汝夔和长兄汝稷的妻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所致。但这场“家难”却意外促成了汝夔结识了利玛窦更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策略。 虽然汝稷汝夔兄弟因为弟汝夔与兄长之妻徐氏行为不轨又加上两人在交友和宗教信仰上也各不相同导致兄弟二人或许一直未能和解。但汝稷有子，也不曾纳妾。弟汝夔的正房没有子嗣，按照明代社会有关娶妾的规定，如《妻妾失序》中说：“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但是此规定违反《圣经》“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出埃及记20：14）。与他的哥哥汝稷相比，瞿汝夔必须在“天主”与“妾”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黄一农在本章结语里还提到了其他与瞿汝夔有类似痛苦经历的两头蛇族。如钟荣光、陈垣。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曾有一妾，受洗成为基督徒后，遂将妾遣去。 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因娶妾之事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曾入基督教。在辅仁大学任期内，天主教会年年为他祈祷，但也或因同一缘故，始终未能入天主教。
与瞿汝夔一样，王徵在娶妾这件事上最终也可以寻找到一个可以回避冲突的途径。瞿汝夔选择在他受洗前将他的侧室立为正室。王徵虽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娶了年仅十五的申氏为妾，但或许受到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 之影响，他自觉罪孽深重，请求神父为其解罪，但神父以“非去犯罪之端，罪难解也”为由拒不为王徵解罪。王立意嫁妾以赎罪。但其正室尚氏一再挽留，申氏则誓言愿意进教守贞，王徵才勉强将申氏留在身边。王徵虽早年信佛，后又转信道教二十余年，但自从友人处获赠《七克》一书后，加上在其受洗后参加会试十次始博得第一，王徵对天主深信不疑。虽后来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纳妾，但因受宗教信仰的约束加上他日夜深忧国事，申氏一直没有生育。九年十二月，六十六岁的王徵公开发表了《祈请解罪启稿》，下定决心要解决“妾”与“天主”之间的矛盾。他在文中有一句话：“今立誓天主台前，从今而后，视彼妾妇，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倘有再犯，天神谙若，立赐诛殛。扶望铎德垂怜，解我从前积罪，代求天主之洪赦，罪某不胜恳祈之至”。 王徵自己做主结束了这段与申氏的短暂婚姻后，选择用过继侄子回避冲突，弥补因无子嗣而失守于中国传统社会对传宗接代的要求。虽然王徵在“妾”与“天主”之间，做出了弃妾随主的选择，但却在“大节”与“十诫”间迷失。或许因为王徵是进士，儒家效忠君主，父子有亲的传统思想在他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当他得知李自成陷西安后，预感到国破家亡将至，欲自杀，未遂。但终因绝食而死。除了王徵，黄一农还列举了与王徵一样因无法摆脱天、儒之间的矛盾而自杀的两头蛇族。如徐光启的外甥陈于阶在清兵贡献南京时自杀殉国；登莱巡抚孙元化，曾在登州城遭孔有德叛兵攻陷时也试图自杀。 正如黄一农所说，儒家化的天主教信仰是这些处在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天主教徒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他们很难一下弃掉根植在内心数十年的儒家传统。 “忠君”与“侍主”；“杀身成仁”与“不可杀人”；“儒家传统”与“天主圣言”在某些特定时候成了这些儒家天主教徒们的两难选择。王徵对天主的委身终没有胜过数十年儒家思想对他的熏染，最后还是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了自己。另外，黄一农在序中还特别提到，瞿汝夔和王徵这两个个案研究对于当今学界关注的性别议题也是一个十分具有意义的切入点。当传教士们自信的认为他们带来的福音拯救了一个又一个深陷黑暗之中的中国人的灵魂时，却未曾想到又把他们推进了另一个深渊，更没有想到受到他们牵连的妻妾经历了怎样的尴尬和孤单。王徵绝粒而亡后，申氏在尚氏的要求下承担起国难和家变之后的家庭重担，虽然她在王家的名分被正式确认，但代价却是三十五年的含辛茹苦。申氏一辈子守身如玉，形单影只。白白牺牲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在嫁入王家五十五年后，或许是因为她无法再忍受她这凄惨的一生，她仿效王徵绝粒而死。如作者所说，确实，王徵较其他同时代之人经历了更多的煎熬，申氏则有以过之。作者选用瞿汝夔和王徵两个鲜明的个案，从另外一个视角向读者描绘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的形象。而这或许是与那些带着“胜利主义”观念或扬教心态的传教士们未曾知道或不愿提及的。
与王徵自杀殉国的忠烈结局略有不同，魏学濂一方面背负着其父兄以血泪换得的忠孝牌坊之盛名，另一方面受其本身宗教热情的影响，挣扎于“守节”与“持诫”之间。面临家破国亡之时，社会期许他能守此大节，然而，自杀（魏氏自杀与否以及他自杀的动机说法不一。作者倾向于他不曾自杀。）这一即使在社会普遍看来是正义与忠烈的高尚行为也被天主教视为有罪而禁止。于是他并没有选择自杀以守此大节，而是选择投降，苟活图存。为此，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从天主教这一边说，虽然魏学濂未能于城破而殉国，但终因曾在李自成登极之日自杀以赎罪（未必属实）而违反了“十诫”，教会中人不愿提及他为教徒。至少，不管魏学濂是否如黄宗羲所说曾自杀谢罪，其节操也应该比那些降闯之后随即又转而降清的贰臣们为佳。 但是关于他自杀背后的动机也曾遭到质疑。如不满学濂气节者的杨士聪。他认为，其自杀的主因是由于城中哄传太子旦夕且至，深恐自己降闯之举将遭到究治。 另一方面，通过考证如嘉善在清初所修德第一本方志、康熙《嘉善县志》，对他的评价则趋于正面。清廷于顺治九年表彰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死节的前明官员时，地方上也有二十几位举人、生员和乡绅士出面为其呈请。 总的来说，如作者所言，他所肩负的盛名，社会对其节操的期许，然因国亡之际苟活，其整体表现颇失众人热望。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这又是一个徘徊、消逝在天、儒矛盾中的悲惨人物。
三、较强的现实意义
根据黄一农的研究，特别是对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如瞿汝夔和王徵这两个人物的家族与婚姻的挖掘，再一次促使我们去深刻反省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在美国神学家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所著之《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一书中，尼布尔提到自五旬节教会开始以来，基督徒主张五种不同的文化观。分别是：一、基督反对文化；二、基督赞同文化；三、基督超越文化；四、基督与文化抗衡；五、基督为文化的改造者。 罗马天主教与新教的许多思想家和神学家采取的都是“基督超越文化”或为改造文化的立场。包括当代大陆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应该引入西方的文化来充实、更新中国文化。而他们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科学”与“民主”，而是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传统。 连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基督徒徐光启也提出补儒易佛。之所以提出“补儒”之说，很显然表明儒家传统有不足之处。孙尚扬将其总结为三点。一是耶稣会士所传之道在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局面。二是儒家传统中缺少科学技术的动力。三是儒家传统中没有涉及救赎的问题。 但也有采取“基督赞同文化”的立场。如利玛窦。他对儒家学说的解释是天主教与原始儒学是一体同源的。例如他用中国古书中的“天”和“上帝”指称天主。也不反对尊孔和祭祖。但是另外一种文化观却在当时的传教士与第一代士大夫天主教徒的交往上体现出来。 即“基督反对文化”或“基督与文化抗衡”导致了一个人一生悲惨的宿命。受到牵连的不仅是他的妻子，甚至整个后代。如黄一农所说，“‘礼仪之争’引发的康熙百年禁教加上娶妾问题的严重困扰，一些天主教士绅的后代选择出教，回归到中国社会原本的生活状态和信仰模式中。在明清较著名的士大夫中，除徐光启，其后人大多未将天主教信仰延续至近代”。
出教或者“信仰的个人化”悲惨结局或许可以理解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左右夹击下不得已而做出的一个艰难选择。出教者重新回归文化，而奉教者则躲在信仰的象牙塔里回避社会。两头蛇的一端势必越来越强势，另一端则越来越退化。最终，两个头最终变为一个头。但是，处于两者夹缝中的“两头蛇”族真的完全不存在了吗？黄一农认为，今日的天主教徒已经很少像三四百年前的先辈一样，身处两文化板块挤压形成下的地震带。两个头早已成为一个头。 但笔者更愿意响应作者紧接着说的一句话：“提供我们许多深刻的省思”。为此，笔者大胆提出新“两头蛇族”的概念。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纳妾以续香火，自杀以殉国”的旧思想在今天不再存在。但其它中国固有的传统依然在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祭祖的问题。高师宁说：“对于民众来说，‘敬天’远不如‘祭祖’那么实在和重要。基督教在广大民众眼中是一个不敬祖宗和神灵的宗教。它自然遭到中国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排斥”。 除此之外，随着时代的进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认同与文化现象。如果某些文化是明确违反宗教教义或与宗教精神不相协调，而基督徒又不愿意因为拒绝而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或遭社会排斥。对信仰的崇拜和同时由于不同动机、遭遇对文化产生的执着或妥协会不会继三四百年之后诞生一批新“两头蛇族”？
总之，作者的研究视野独特，主题鲜明，论据充分，字字珠玑，史料极为丰富，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作者提出的“e-考据学派”概念更进一步鼓励我们利用电子文献，数据库，结合缜密的逻辑和全面的视角去挖掘考究历史上发生过的，但至今学界还未曾有所关注或聚焦不足的议题。弥补了通史或全史类著作因为宏大叙事而无法达至专题研究的遗憾以及它所不具有的深度和境界。作者用“两头蛇族”譬喻瞿汝夔、王徵、魏学濂等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形象又精准。特别是对于教内人士来说，“两头蛇”背负的宿命，面临的无奈和尴尬，乃至今天都不得不迫使我们以此为进路继续思考“基督与文化”之关系。特别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及创新，当代基督徒如何在持守古老不变教义与不得不努力适应瞬息万变的文化潮流时能做到张弛有度，拿捏得当。即圣经诠释学视野下的如何回应及解读使徒保罗在两千年前发出的警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12：2）。
参考文献：
1. 黄一农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罗伟虹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3. 庄祖鲲著：《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罗明嘉，黄保罗编：《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 （意）利玛窦著（Matteo Ricci S. J.）：《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6. （美）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雷立柏校，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3年。
7. （日）末木文美士（Fumihiko Sueki）著：《日本宗教史》，周以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8. （美）阿尔伯特·甘霖（Albert Greene）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9. Whyte Bob, Unf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88.
（注：本文首发于“信仰和学术”微信公众号，福音时报蒙允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