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督新教在进入中国之时虽充满曲折，但正是这些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整整一代的中国教会领袖，赵紫宸便是其中之一。赵紫宸出生于1888年的浙江德清新市镇，其家庭成员都是民间宗教的信奉者，赵紫宸也因此自幼便有着浓厚的宗教经验。[1]赵氏也是个有理想的青年，先后进入教会办的萃英学院及东吴大学深造，也因此与基督教信仰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赵氏留校任教，后来又有机会被派往美国的梵德贝尔特[2]大学攻读社会学与神学，三年后取得社会学硕士与神学学士双学位。赵氏在留学期间，博览群书，其思想不断呈现出学术化的特征。回国后，一边继续在东吴任教，另一面却潜心著述，专心从事本色教会研究。在本色教会建构这个问题上，赵氏的思路十分独特。他乃是从两个进路着手这个事工。首先，在赵氏看来，本色教会的思考乃是出于基督教宣教策略的考量。故此，他为本色教会定下宗旨，即，他认为本色教会的终极目标乃是为着宗教的目的，[3]使基督教能成为中国的宗教，以便让基督教在中国扎根，更加广泛，更为深入地影响中国的社会。其次，在赵氏看来，本色教会的思考也关乎中国文化的重建。基督教作为中国的宗教自然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贡献，而基督教所能作出的贡献当然也是宗教方面的贡献，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贡献。鉴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肆无忌惮的任意糟践，赵氏在批评新文化运动这种只有破而没有立的做法之余，[4]他也相信基督教可以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赵氏认为基督教是生命的宗教，而中国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信仰与道德的危机，故此，如果基督教能充分供应道德的资源，[5]那么便能唤醒中国文化固有的精神，至终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国。为了达成这两个神圣的目标，赵氏认为基督教必须要与中国文化作深入的会通，在至少四个层面进行契合，以便造成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基督教会。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天人合一
赵氏深入剖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出其根本的精髓乃在天人合一的理想。赵氏认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了解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将人与大自然主客二分，相互对立，任意宰制；乃是将大自然视为人类的好朋友，不是竞争的、需要克服的对象，而是让人仰慕的、需要人去了解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是透过直觉，[6]而不是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大自然的，故此，也就靠近宗教的方法。
起初，中国人所信奉的乃是一位充满人格的上帝，但久而久之，这位人格化的上帝成了非人格化的“义理之天”，宗教的意涵被剔除，却只剩下道德的意义。[7]于是，古时活活泼泼的道只成了死寂之道。中国文化也便从此衰弱。赵氏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关键乃在道的复兴，而道的复兴则有赖于基督信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赵氏在天人合一的视角下认为基督教既不是神本主义，也不是人本主义，而是一种人神合本主义。[8]其实，赵氏所要表达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督论。在他看来，传统的基督论，即神而人的基督论是基督教希腊化的产物，[9]而真正基督教的基督论应当是一种人而神的基督论。故此，在赵氏的眼里，耶稣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最伟大的圣贤，因为他不仅有着崇高的道德生活，更是有着深邃的上帝意识。总之，赵氏大体上认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是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即缺少了对人格上帝的信仰，而这恰恰又是基督教所能贡献于中国社会的独特之处。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伦理倾向
除了天人合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伦理倾向的会通也是十分自然的。赵氏将基督教理解成一种伦理的生活。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就是基督徒与上帝进行的人神同居的伦理生活。赵氏分析中国文化的伦理倾向，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孝道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文化，只有现世界，没有超世界，一切都是为了人。这是它根本性的不足之处。不过，基督教也可以借助孝道的形式来诠释基督教的精髓。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多多强调上帝与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及四海是一家，人人皆兄弟之伦理。赵氏的意思是传统的儒家由于太过强调血亲之爱，以致逐渐演成了远近亲疏的人伦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有助于构建道德性的社会次序，但在另一方面却无法解释四海是一家，人人皆兄弟的伦常，很难实现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赵氏认为，这种理想不是不可能实现，而是需要透过基督教信仰来实现。因为惟有基督教的信仰具有普世价值，能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凝聚在一起，以兄弟姊妹相称相待。
另外，基督教所注重的德性就是上帝的爱，而爱正是人格的最重要特征。换言之，爱是各样伦理背后的总原则，是伦理道德的根本体现。正是这种圣爱促使耶稣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使耶稣愿意牺牲自己来挽救他的同胞。赵氏将爱与十字架的道路及十字架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并指出中国社会的希望乃在于中国的基督徒是否能够将上帝的爱透过十字架的牺牲充充满满地彰显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艺术倾向
艺术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艺术也绝对是息息相关的。赵氏借用佛教的例子指出佛教的中国化之所以能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乃在佛教将自己的艺术发扬光大，深度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比如，佛教艺术在建筑物方面的体现。照此看来，如果基督教也能在艺术领域所有作为，那么必将能更加接地气。有关宗教与艺术方面的关系，当时正值北大院长的蔡元培曾提出过他那有名的“以美育代替宗教”之观点，但这观点遭到了赵紫宸的反驳。赵氏认为宗教和美育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事物，因为宗教乃是生命，而美育只是一种艺术；进一步来说，宗教是生命的全部，但美育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部分不能代替全部，那么美育也不可能取代宗教的地位。[10]
赵氏本人酷爱艺术，他所写的文章充满了艺术感，另外，他也是一位诗人，写过无数的美诗词，也创作过众多的诗歌词及歌谱。[11]比如，全国基督教两会编纂的新编四百首诗歌本中就有好几首是赵氏创作的诗词，不仅充满生趣、脍炙人口，也使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基督徒的生活深度融合。
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神秘经验
赵氏虽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是一种人本主义，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人本主义也是一种神秘主义。一方面，中国人的宗教的确只是为人，但另一方面，这种宗教也不是像希腊宗教一样，只是某种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一种经验性的宗教，所用以呈现的乃是人的经验语言。故此，难免就会流露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比如，赵氏指出“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中的“如”字，便是一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宗教经验性表述。[12]
结论
今日，当我们开始讨论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题目的时候，应当回到赵紫宸的时代去安静聆听赵先生的教诲。毋庸置疑，赵紫宸的基督教中国化乃是充满宗教色彩与教会立场的，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种宣教学意义上的基督教中国化。因为赵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基督教为中国社会作贡献，而是为了透过这种基督教社会化的途径，让基督教能在中国扎根，以便使中国社会不再将基督教视为外来的宗教，并且使中国的同胞更能接受基督教信仰，使基督教能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13]
赵氏所提供的四种进路也是值得称赞的，这并非只是作为一种参考，而是作为具体的指引使我们在实践中去思考如何让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产生更加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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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133-135。
[2]本文采用唐晓峰博士的译法，见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页383。
[3]赵紫宸，<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231。
[4]赵紫宸，<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400。
[5]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51。
[6]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271-272。
[7]同上，页272-273。
[8]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74。
[9]同上，页130-131。
[10]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68。
[11]赵紫宸，<我翻译赞美诗的经验>，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246-252。
[12]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278。
[13]赵紫宸，<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载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