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景山是俯瞰故宫的好去处，因而吸引着无数游客。而让景山闻名于世的，乃是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此自缢，景山就此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地方。
崇祯与很多亡国之君沉迷酒色，不思进取不同，他从即位开始就颇想干一番作为，拯救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实现国家的中兴。他马上清除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及其阉党，得到了人们的称赞。
崇祯“总揽权纲，天下想望太平”，他励精图治，每天都殷勤地工作，甚至有时累到在座位上睡着了。他还大力提倡节俭，其衣食花费，仅是万历时期的百分之一，甚至平时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这样勤政、节俭的皇帝在贪腐盛行的明末可谓一股清流。而他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也六次下达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这在骄傲自满的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
崇祯还是一位开明的君主，积极引入先进的科学知识。当时历法出现了诸多失误。于是大大使用来华的耶稣会士，让他们参与天文历法的修订。邓玉函、汤若望等人编订了《崇祯历书》，促进了中国历法的发展，这部书在清朝时得到沿用，称为《时宪历》。此外，崇祯让传教士设计火炮，以加强国防。而他更是支持汤若望的教务活动，下赐“钦褒天学”（一作“钦保天学“）之御笔匾额悬挂在南堂，承认了教会的合法地位。崇祯的开明做法，促进了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深入。
按理说崇祯如此勤政，本应成为一位中兴之主，可为何却落了个亡国的下场呢？必须承认，崇祯虽有力挽狂澜的心志，可难免志大才疏，其制定的一些政策，往往走向了反面。比如币制改革就脱离了实际，导致国内经济的恶化。为了应对后金与农民军的压力，他加派三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让民变更加恶化。
崇祯的性格存在明显缺陷，这让他不具备明君的素质。朱由检在复杂、险恶的宫廷斗争氛围中长大，其生性多疑、性格狂暴。刚愎自用。而在处理事情上，又经常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前者导致他在与大臣相处时十分刻薄，往往因为一点事情就翻脸不认人，经常滥杀、滥换臣僚，导致内阁大臣经常更换（所谓“崇祯五十相”），也恶化了君臣关系。而后者导致在处理事情上缺乏果敢，成为政策制定、推行的阻碍。
正如时人汤若望所评价：“这个皇帝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也非常节欲，爱护自己的臣民。但他却过于自信，并且他的坚定已经超出了时局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至于所有的官员和将士都不再忠诚于他。最后他失去了帝国，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此言正是对崇祯性格、能力的真实表述，可见朱由检虽然勤政，也有一定的见识。可总体上存在性格缺陷，也缺乏干大事的能力。如果明朝还处于稳定的状态，崇祯能成为一个好皇帝。可在积重难返、内外交困的时期，他无力力挽狂澜，只能落了个煤山自缢的悲惨结局。
当然天灾也是导致崇祯失败的重要因素。当时全球处于小冰河期，极端气候常见。导致中国的灾荒频繁、粮食歉收，西北和中原受灾尤甚。由此产生了大量流民、饥民，这成了农民军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假如不是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李自成、张献忠等估计很难在短时间内壮大，从而瓦解了大明王朝。
而在明末，鼠疫在北京周边横行，史载：“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见则死，至有灭门者”。附近的军民大量死亡，朝廷的防御能力就此崩溃，从而难以抵挡农民军的进攻。因此就有个别历史学家指出“老鼠灭明”的观点。
总之崇祯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几百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是中国历史上的热点话题。而樊树志所著的《崇祯传》一书以丰富的资料，流畅的文字，叙述了崇祯的帝王生涯。揭示了这位颇有作为的并非亡国之君，在皇朝不可逆转的衰败过程中演出的种种亡国悲剧，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