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让中国的教会走了国外教会三十年的路，”在教会融媒体岗位上侍奉的一位教会同工如此说。
疫情之前，中国很少有教会意识到要开展网络事工。零星有教会建立了网站和公众号，最主要的功能是发布通知。疫情期间，“双暂停”的现实让线上牧养成了教会刚需。更多教会建立微信群，开设公众号，开展礼拜直播。但也有一部分教会，疫情期间几乎没有常规性牧养，网络事工难有进展。
2021年12月3日出台，2022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从政策上明确了教会开展网络事工的相关规定。由于各地区政策实施进度、教堂响应不同，各地教会的网络事工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
随着疫情结束，教会恢复实地事工，教会该将网络事工置于何种位置，又该如何开展？
网络事工发展的决定因素
一间教会网络事工发展决定因素，是“人”的反应。相关部门，教会牧长，侍奉同工的反应，大致决定了一间教会的互联网事工形态。
做网络事工，牧者的看见非常重要。开展相关工作，他们要担相应的责任。后续花费，内容生产，平台维护也要考虑，财务负担和工作量都会增加。
在诸多压力下，有的牧者认为网络事工可以搁置。就算没有，教会的各样事工也可以开展，加上疫情结束，连直播都不是刚需了。只是做好手上在开展的工作，牧者已经非常忙碌，不开展网络事工也合情合理。
不过，一位从事教会网络工作的弟兄提出一个略微尖锐的问题，“我们的教会要不要在互联网上消失，要不要在这个时代发挥一些作用？”
确实，没有网络事工，教会也可以正常运转。但信徒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从网络上接收各种证道信息、灵修资源。如果教会不进入网络领域，就给异端邪教留下可乘之机。
有的教会负责人认可网络事工，但由于自身年龄较大，对互联网缺乏认识，相关工作由负责同工开展，教会予以支持。开展这些工作的大部分是教会义工，如果他们技术好，有热心，教会这一块工作就做得好，反之亦然，同工的水平决定事工的水平。
事工的开展离不开相应技术人员的支持。一位做教会内网络侍奉、服务了大约两三百家教会的弟兄说：“教会非常缺乏人才。开展网络事工，如果找外面的公司做，一方面报价很高，另一方面，教会可能连和技术公司对接的人都没有”。
一些热心的侍奉同工一边侍奉一边学习，在摸索的过程中整理出适合教会同工使用的系列学习材料。他们也组建学习交流群，互相探讨，帮助解决在侍奉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呼吁教会重视网络事工，侍奉同工努力学习。
此外，有关部门的态度也至关重要。《办法》出台之后，各地都在摸索如何执行新规，以便更好地管理宗教，提高依法治教水平。
一些地区探索出的模式，区域内教会使用同一网络平台，既减轻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工作压力，也便利了教会之间的联合，能更好地抵制异端邪说、极端思想与境外渗透，积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设。
若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实行“一刀切”政策，这是懒政。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
网络事工发展的探索
目前，教会网络事工的呈现方式主要有：公众号、小程序、网站和独立app。
单个教会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网站开展网络事工，少数教会做了小程序，涵盖主日直播、每日灵修、查经、门训等功能。四旬期期间，不少教会通过线上平台发送灵修材料，引导信徒在这个特别的教会节期默想耶稣的十字架。
有的教堂还增加了一些实用的特色功能，比如爵溪教会的网站收录了本堂举办追思礼拜的常用诗歌以及融媒体培训资料。
与上述平台不同，”杭州教会”“北京教会”等独立上线的app以市县区级别的基督教协会为服务对象，而非单个教堂。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节约资金，避免重复投入；一个区域内的教堂互相帮扶，促进均衡发展；还整合了教会资源，助力后续升级。
杭州教会app是首个上线的独立教会app，于去年3月开始筹划，9月正式上线，《天风》10月刊发表文章《杭州市基督教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平台启用》，对杭州市教会的互联网探索做了详细介绍。
我们生活的互联网世界已经从基于互联的“web1.0”时代，演变为“web2.0”社交时代，朝着基于人工智能的“web3.0”时代演进。杭州教会app目前只是它的1.0版本，更多互动以及即时互动的板块，比如牧者在线、互动直播等功能也在陆续完善。
杭州教会app的相关负责人希望将它打造成杭州乃至全国教会标杆性产品，期待它不仅作为一个工具被使用，更能成为全国最具标杆的基督教内原创内容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