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这次国际论坛以纪念一位西方宗教人士来展开文明对话、宗教对话的讨论，其现实背景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人群的扩大，怎么看这种趋势？

卓新平：信众增加反映的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恢复。过去，中国人的信仰诉求是受到压抑的，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人的精神生活才开始正常。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信仰诉求就表达出来了，这种表达和诉求是多元的。这是正常、好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化。现在党和政府也持开放、开明态度。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的信仰诉求释放了，表现为信教人数不断增加，信仰方式更多元。

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和内容是多元的，诉求也是多元的。一部分信众是求安身立命，也无可非议，但这只是信仰一部分；另一部分人是精神的诉求，蕴含了更多哲理、思想的内容，比如那些事业有成的人回归精神诉求。

早报：当下应如何对待民间的宗教信仰？

卓新平：和谐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共存。宗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部分。我们应鼓励宗教界贡献智慧，包括宗教对话，彼此沟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早报：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宗教对话，哪些因素干扰宗教对话？教内和教外人士的对话似乎也很难，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也不太认同。

李天纲：最主要是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不太明确，有时交叉，有时候分离，调节得不是太好。宗教作为信仰应独立存在，但我们的政策在调整过程中。政府在信仰领域少做一点，在文化领域多做一点。比如玉佛寺、静安寺，它们有很多钱，如果政府引导得好的话，可以做很多事，投入到慈善、教育等社会服务，这方面政府应鼓励，至于信仰部分，政府就不应该管它，当然也可能走火入魔，那就用法律去限制。

卓新平：教内、教外比较难平等对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此都有种自我优越感。两种优越感在一起就会有一点排斥。这只能依靠对话来消弭误解，彼此沟通，相互尊重。

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批评有偏见。宗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西方都是不一样的，不要强求中国的宗教存在方式和西方一样。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在这三十年有质的飞跃。

早报：宗教在中国未来社会中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卓新平：宗教在社会文化构建中，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慢慢地影响知识阶层重新看待宗教。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会越来越大，弘扬传统文化离不开宗教。在西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是从政教合一走向政教分离。我个人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宗教要积极参与政治，在这一条件下，获得政治对宗教理解以后，宗教要从政治上淡出，回归原来的位置，如社会建设发展。

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三大任务，首先是社会建设如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大陆还没开展，政府要给他们空间。这也是让社会理解宗教的途径。第二个方面是宗教要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宗教极点。第三个方面是宗教本身的建设，宗教要像宗教，宗教不能换个方式享受世俗的追求。宗教体现精神修行、沉思、自我献身服务精神。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